第161章 南察风波(二)
海瑞看出了王锡爵的“言下之意”，无非是警告自己，江南豪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这些家族大多都有族人身在官场，自己动一个就是动一群，要好好考虑一下后果。
其所言自然当真，只是……那又如何？
“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我海瑞光明一生，只有不敢违背之德，何曾有不敢开罪之人！
收好王锡爵的书信，海瑞挺直了本因年老而微微佝偻的腰背，傲然如二十一年前他写下《治安疏》时一般。
生死虽重，于我鸿毛；贞洁虽轻，于我泰山。
尔辈上蔽天子圣聪，下夺百姓口食，欺天罔地，背理昧心。凡有一二良官善类在朝，欲明察纠治，尔辈则群起攻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岂独尔辈专之！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海瑞一怒，乌纱遍地。王锡爵这封信，成功激起了海瑞的怒火，南察一事，已有波及天下之虞。
然而，海瑞没有思及之处在于，他的脾性如何，天下谁人不知？
至少，高务实与王锡爵是必然深知的。
正因如此，高务实的信中虽不言德，处处言德；正因如此，王锡爵的信中虽不言势，处处言势。
事实上，高务实也好，王锡爵也罢，两封信虽然看似完全南辕北辙，其实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海瑞来一次“大闹天宫”。
但高务实目的在此，这般做可以理解。王锡爵利益攸关，为何也要这般激怒于他？
其实，王锡爵这次的做法，相比于隆庆四年初的那一次，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隆庆四年那一次，海瑞的主要目标是徐阶，他王锡爵不过是个刚刚冒头的官场小辈，自然乐得让徐阶去扛下海刚峰的利刃，他自己则老老实实躲在后头看戏。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王某人细胳膊细腿，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南榜官员为核心的心学派，当今两大台柱便是申时行和他。然而申时行虽是首辅，家业却只一般——至少对于王锡爵而言，肯定只能算一般。
真正要是在江南广征商税，王锡爵才是首当其冲不能容忍的那个人，而在他身后，还有数不尽的“官商”、“商官”之家。
而这次京察，王锡爵虽无任何证据，却断定必是高务实暗中怂恿而致。
此次皇上用高务实为户部尚书，看似是因为高务实功难爵赏，只得以高官相赠，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王锡爵还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想清楚了，皇上此番无论耍了多少花枪，归根结底只是因为朝廷缺钱，而高务实却是他眼中最会理财的那个人。
既然如此，高务实近期若有所为，则必与商税有关，而皇上一定会尽力配合。
于是，京察遂起也。
王锡爵深知，此次京察既然根由就在商税，而海瑞又是个一根筋的家伙，以高务实之阴险难测、毒计百出，他必有本事说动海瑞，把这方面当做其主持此次南察的核心思想。
海瑞是何等人也，那是拦得住的吗？当然拦不住。昔日徐阶拦不住，今日他王锡爵照样拦不住。
既然拦不住，何不换个思路？
如今我王锡爵就是最大的出头鸟，在江南籍官员之中的地位和身家就好比昔日之徐阶。
徐阶当初之所以被搞得灰头土脸，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自己已然致仕；其二是高拱独承圣眷；其三是没能“广泛发动群众”。
如今，申时行为首辅，我王锡爵也是辅臣之一，在朝中尤其是内阁之中，是能和实学派旗鼓相当、平分秋色的。这一点，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如今，论圣眷或许仍当以高务实为天下第一人，然而高务实与高拱其实并不相同。高务实是皇上的伴读、同窗，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抵相当于友情。而高拱是穆宗的帝师，穆宗在高拱身上感受到的可不只是老师的威严，更多的其实是他毕生缺失的父爱——那相当于是亲情了。
友情亲情都是情，本无所谓高下之分，但友情是可以选择的，而亲情没有选择。
你能选择和谁交朋友，但显然不能选择谁是你爹。高拱在隆庆朝的厉害之处，最狠的一条就是隆庆帝在心里有把他当父亲看待的迹象。
所以，二高虽然都是圣眷加身，但相对而言两者性质有别。这一“别”的现实差距在哪？在于高拱在阁之时，他是“先生”之首，皇帝可以名正言顺首先考虑他的意见——“天地君亲师”嘛，旁人即便不服，也找不出多少可以反对的理由。
高务实虽然也当过日讲官，但显然不会被视为帝师，眼下的“帝师”是几位阁老。这就意味着，但凡天下有事，哪怕皇上心里只想听高务实的回答，他也必须按照约定成俗，先去征询阁臣的意见，并且必须给于足够的尊重。
于是在这第二点上，王锡爵也可以说“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至于其三，徐阶当年应对海瑞清丈田亩一事整体显得非常被动，在以上两条原因之外，还有一件麻烦事对徐阶影响很大。那就是他自己的弟弟徐陟弹劾了他一些烂事，这也是他请辞回乡的原因之一。(注：此为史实，但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能说清楚徐陟到底为啥要干这么一出。)
这件事就当时来说，对徐阶的政治地位影响一般，但对徐阶的名声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回乡之后很希望消停一些，不要再“丢人现眼”了——重名声毕竟是大明朝文官的一贯特色，当然明末那会儿可能要除外。
这么一来，徐阶在被海瑞“压着打”的时候，就没有太过于明显的反抗，只是一边卖惨装可怜，一边联络他的门生故吏们帮一把手。
虽然徐阶的门生故吏的确很多，但在那种时候，光有门生故吏其实还是不够的——他自己搞“满朝倒拱”的时候，高拱只靠门生故吏不也扛不住吗？
王锡爵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例子，海瑞整徐阶那会儿，他王某人不就“匿了”？可要是反过来，徐阶那时候若把包括他王锡爵在内的应天籍官员都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天天上疏骂战则如何？纵然海瑞自己不怕，皇帝难道不怕搞出大麻烦？
所以，王锡爵这一次就汲取了徐阶当年的教训，要走“统一战线”的路数了。
但统一战线也不是那么好组织的，此时此刻的其余江南官员，尤其是里头的聪明人，未必不会学他王某人当年一样，等着“上头”神仙打架，自己反正个子矮，又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只要不当出头鸟就行了。
等神仙们打完，赢了固然好，自己的利益保住了嘛；输了也没法，只能用“我不是吃亏最多的”来安慰一下自己。
不过还是可以继续等机会，反正大明朝的政策一贯是很多变的，没准换一茬神仙之后就是别的路数了呢？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然而这种做派虽然是王锡爵当年自己也有过的，可时移世易，现在自己成了“徐阶”，可不能让他们还这么干了。
想法很好，但如何达成这一目的就有讲究了。号召大家团结当然是要的，可光靠号召肯定不行，大家都是文官，谁还没点小心思小门道？自然是秉承“冲锋你去，压阵我来”这种宗旨做事的更多。
因此王锡爵需要外力协助——比如海瑞不搞重点进攻，而直接来个全面进攻，无差别打击。这种时候，海瑞不管动了谁，当事人固然难受，但其他人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倒霉蛋，同仇敌忾之心便有了。
所以王锡爵便写了这封信，“含蓄委婉”地告诉海瑞：江南是一块铁板，你海某人踢不动的！
海某人看懂这意思会怎么办？
简单，一起办！
海瑞的风格不一直都是这样么？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他是撞了南墙……那就撞破算了。回头？我海刚峰从不回头！
海瑞要一起办，就落入王锡爵的套中了，因为被察官员对于主察官员也是有手段可以用的，这里就有两个大明官场的“习俗”。
什么习俗？其一是揭帖。
京察届期之际，心怀叵测之官员往往投递匿名揭帖，肆意飞语中伤。故汤兆京便曾说过：“私揭一事，向多阳禁而阴用之”，道出了掌察官员对于诬告揭帖的无奈。
虽然“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许以风闻”，但不少官员却借京察之机、冒风闻之名，打击中伤同僚，以图避免自身被黜。
因为京察之时，“各衙门皆须有人。如此衙门己有人矣，遂不复动，曰：难为他衙门也。如彼衙门无人，亦必以人实之，曰：奈何空此衙门也”。故一旦中伤同僚的目的达到，部分不法之官员便可逍遥于法纪之外。
“各衙门皆须有人”的意思，就是每个衙门都肯定会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虽然明廷不罪风闻之人，但一旦诬告被人知晓，虽假风闻之名，终不为美。故匿名揭帖便横行一时，这亦是京察之前众多言官反复论列的主要议题之一。
不过，这一条倒不是王锡爵打算用来对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条。
第二条便是惧察官员还能于此时论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处。
因为京察是有关官员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经黜落，便当离任”，且在直到万历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旦因京察而离任，便“永不叙用”，故部分不职官员便事先弹劾掌察之人，以图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诬陷主察之人的发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时任内阁辅臣张瑰因在大礼议中积极支持世宗，“抗举朝四五年”，故与在廷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届期之际上疏自陈，诬陷主察官员或有“阴树朋奸，公伤善类”之举，乞求皇帝的庇护。
然以辅臣诬告掌察官员，毕竟为一时之特例。但在原历史上，直到万历后期，品级较低的言官对掌察官员的诬陷则经常出现。
如万历二十七年，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因“依附吕坤之门墙，不顾名义”而为士论所薄，他担心于京察被黜，故“讧户部侍郎张养蒙等，挟吏部以避计典”——计典、大计等词，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启二年，“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其中虽有党争的意气，但却与前例相同，皆为言官诬告掌察之人。
与此类似的，还有诬陷给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因担心掌翰林院事王图(万历十一年进士)在考语中注其下考，便指使御史金明时，弹劾其堂上官王图之子贪污，欲坐王图纵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难当前之际，既然已有“习俗”在先，王锡爵自然不吝一试，只要海瑞在南京摆出一副要“一网打尽”的姿态出来，王锡爵这边马上就能行动。
为此，王锡爵在他写给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时，还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经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锡爵，申时行的信也同样不少。两位阁老大人不辞辛苦，不仅亲笔写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笔的信件更是数不胜数，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视，高务实自然也不会只给海瑞写封信就完事，他那边同样也做出了许多相应的布置。
两派首脑虽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势力犹如触角一般，已经抢先“激活”，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而因为时间关系，尤其是公文传递的原因，北察一贯早于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关人手开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时刻，北察已经如火如荼地进入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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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虽重，于我鸿毛；贞洁虽轻，于我泰山。
尔辈上蔽天子圣聪，下夺百姓口食，欺天罔地，背理昧心。凡有一二良官善类在朝，欲明察纠治，尔辈则群起攻之。
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岂独尔辈专之！
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海瑞一怒，乌纱遍地。王锡爵这封信，成功激起了海瑞的怒火，南察一事，已有波及天下之虞。
然而，海瑞没有思及之处在于，他的脾性如何，天下谁人不知？
至少，高务实与王锡爵是必然深知的。
正因如此，高务实的信中虽不言德，处处言德；正因如此，王锡爵的信中虽不言势，处处言势。
事实上，高务实也好，王锡爵也罢，两封信虽然看似完全南辕北辙，其实却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让海瑞来一次“大闹天宫”。
但高务实目的在此，这般做可以理解。王锡爵利益攸关，为何也要这般激怒于他？
其实，王锡爵这次的做法，相比于隆庆四年初的那一次，正是“反其道而行之”。
隆庆四年那一次，海瑞的主要目标是徐阶，他王锡爵不过是个刚刚冒头的官场小辈，自然乐得让徐阶去扛下海刚峰的利刃，他自己则老老实实躲在后头看戏。
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我王某人细胳膊细腿，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但这一次却不同，以南榜官员为核心的心学派，当今两大台柱便是申时行和他。然而申时行虽是首辅，家业却只一般——至少对于王锡爵而言，肯定只能算一般。
真正要是在江南广征商税，王锡爵才是首当其冲不能容忍的那个人，而在他身后，还有数不尽的“官商”、“商官”之家。
而这次京察，王锡爵虽无任何证据，却断定必是高务实暗中怂恿而致。
此次皇上用高务实为户部尚书，看似是因为高务实功难爵赏，只得以高官相赠，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王锡爵还在回京的路上就已经想清楚了，皇上此番无论耍了多少花枪，归根结底只是因为朝廷缺钱，而高务实却是他眼中最会理财的那个人。
既然如此，高务实近期若有所为，则必与商税有关，而皇上一定会尽力配合。
于是，京察遂起也。
王锡爵深知，此次京察既然根由就在商税，而海瑞又是个一根筋的家伙，以高务实之阴险难测、毒计百出，他必有本事说动海瑞，把这方面当做其主持此次南察的核心思想。
海瑞是何等人也，那是拦得住的吗？当然拦不住。昔日徐阶拦不住，今日他王锡爵照样拦不住。
既然拦不住，何不换个思路？
如今我王锡爵就是最大的出头鸟，在江南籍官员之中的地位和身家就好比昔日之徐阶。
徐阶当初之所以被搞得灰头土脸，有三大原因：其一是自己已然致仕；其二是高拱独承圣眷；其三是没能“广泛发动群众”。
如今，申时行为首辅，我王锡爵也是辅臣之一，在朝中尤其是内阁之中，是能和实学派旗鼓相当、平分秋色的。这一点，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如今，论圣眷或许仍当以高务实为天下第一人，然而高务实与高拱其实并不相同。高务实是皇上的伴读、同窗，他们之间的关系大抵相当于友情。而高拱是穆宗的帝师，穆宗在高拱身上感受到的可不只是老师的威严，更多的其实是他毕生缺失的父爱——那相当于是亲情了。
友情亲情都是情，本无所谓高下之分，但友情是可以选择的，而亲情没有选择。
你能选择和谁交朋友，但显然不能选择谁是你爹。高拱在隆庆朝的厉害之处，最狠的一条就是隆庆帝在心里有把他当父亲看待的迹象。
所以，二高虽然都是圣眷加身，但相对而言两者性质有别。这一“别”的现实差距在哪？在于高拱在阁之时，他是“先生”之首，皇帝可以名正言顺首先考虑他的意见——“天地君亲师”嘛，旁人即便不服，也找不出多少可以反对的理由。
高务实虽然也当过日讲官，但显然不会被视为帝师，眼下的“帝师”是几位阁老。这就意味着，但凡天下有事，哪怕皇上心里只想听高务实的回答，他也必须按照约定成俗，先去征询阁臣的意见，并且必须给于足够的尊重。
于是在这第二点上，王锡爵也可以说“徐阶当时比不得我今日。”
至于其三，徐阶当年应对海瑞清丈田亩一事整体显得非常被动，在以上两条原因之外，还有一件麻烦事对徐阶影响很大。那就是他自己的弟弟徐陟弹劾了他一些烂事，这也是他请辞回乡的原因之一。(注：此为史实，但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能说清楚徐陟到底为啥要干这么一出。)
这件事就当时来说，对徐阶的政治地位影响一般，但对徐阶的名声影响很大，以至于他回乡之后很希望消停一些，不要再“丢人现眼”了——重名声毕竟是大明朝文官的一贯特色，当然明末那会儿可能要除外。
这么一来，徐阶在被海瑞“压着打”的时候，就没有太过于明显的反抗，只是一边卖惨装可怜，一边联络他的门生故吏们帮一把手。
虽然徐阶的门生故吏的确很多，但在那种时候，光有门生故吏其实还是不够的——他自己搞“满朝倒拱”的时候，高拱只靠门生故吏不也扛不住吗？
王锡爵本身就是最直接的例子，海瑞整徐阶那会儿，他王某人不就“匿了”？可要是反过来，徐阶那时候若把包括他王锡爵在内的应天籍官员都团结起来一致对抗，天天上疏骂战则如何？纵然海瑞自己不怕，皇帝难道不怕搞出大麻烦？
所以，王锡爵这一次就汲取了徐阶当年的教训，要走“统一战线”的路数了。
但统一战线也不是那么好组织的，此时此刻的其余江南官员，尤其是里头的聪明人，未必不会学他王某人当年一样，等着“上头”神仙打架，自己反正个子矮，又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只要不当出头鸟就行了。
等神仙们打完，赢了固然好，自己的利益保住了嘛；输了也没法，只能用“我不是吃亏最多的”来安慰一下自己。
不过还是可以继续等机会，反正大明朝的政策一贯是很多变的，没准换一茬神仙之后就是别的路数了呢？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然而这种做派虽然是王锡爵当年自己也有过的，可时移世易，现在自己成了“徐阶”，可不能让他们还这么干了。
想法很好，但如何达成这一目的就有讲究了。号召大家团结当然是要的，可光靠号召肯定不行，大家都是文官，谁还没点小心思小门道？自然是秉承“冲锋你去，压阵我来”这种宗旨做事的更多。
因此王锡爵需要外力协助——比如海瑞不搞重点进攻，而直接来个全面进攻，无差别打击。这种时候，海瑞不管动了谁，当事人固然难受，但其他人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就是下一个倒霉蛋，同仇敌忾之心便有了。
所以王锡爵便写了这封信，“含蓄委婉”地告诉海瑞：江南是一块铁板，你海某人踢不动的！
海某人看懂这意思会怎么办？
简单，一起办！
海瑞的风格不一直都是这样么？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不足以形容他的，他是撞了南墙……那就撞破算了。回头？我海刚峰从不回头！
海瑞要一起办，就落入王锡爵的套中了，因为被察官员对于主察官员也是有手段可以用的，这里就有两个大明官场的“习俗”。
什么习俗？其一是揭帖。
京察届期之际，心怀叵测之官员往往投递匿名揭帖，肆意飞语中伤。故汤兆京便曾说过：“私揭一事，向多阳禁而阴用之”，道出了掌察官员对于诬告揭帖的无奈。
虽然“朝廷以耳目寄之言官，许以风闻”，但不少官员却借京察之机、冒风闻之名，打击中伤同僚，以图避免自身被黜。
因为京察之时，“各衙门皆须有人。如此衙门己有人矣，遂不复动，曰：难为他衙门也。如彼衙门无人，亦必以人实之，曰：奈何空此衙门也”。故一旦中伤同僚的目的达到，部分不法之官员便可逍遥于法纪之外。
“各衙门皆须有人”的意思，就是每个衙门都肯定会有人被黜落，如先已有人被黜落了，剩下的人就安全了——至少安全多了。
虽然明廷不罪风闻之人，但一旦诬告被人知晓，虽假风闻之名，终不为美。故匿名揭帖便横行一时，这亦是京察之前众多言官反复论列的主要议题之一。
不过，这一条倒不是王锡爵打算用来对付海瑞的手段，他打算用到的手段是第二条。
第二条便是惧察官员还能于此时论劾主察之人，以期逃避察处。
因为京察是有关官员政治前途的大事，“一经黜落，便当离任”，且在直到万历后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旦因京察而离任，便“永不叙用”，故部分不职官员便事先弹劾掌察之人，以图避免被黜。
京察之中诬陷主察之人的发端，可以追溯至嘉靖初期。时任内阁辅臣张瑰因在大礼议中积极支持世宗，“抗举朝四五年”，故与在廷诸多朝臣不合。因而在嘉靖六年京察届期之际上疏自陈，诬陷主察官员或有“阴树朋奸，公伤善类”之举，乞求皇帝的庇护。
然以辅臣诬告掌察官员，毕竟为一时之特例。但在原历史上，直到万历后期，品级较低的言官对掌察官员的诬陷则经常出现。
如万历二十七年，贵州道御史许闻造因“依附吕坤之门墙，不顾名义”而为士论所薄，他担心于京察被黜，故“讧户部侍郎张养蒙等，挟吏部以避计典”——计典、大计等词，在大明朝都是特指京察。
又如天启二年，“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虑明年京察不利己，潜谋驱逐”时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邹元标，其中虽有党争的意气，但却与前例相同，皆为言官诬告掌察之人。
与此类似的，还有诬陷给自身注考的堂上官的。如万历三十九年，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因担心掌翰林院事王图(万历十一年进士)在考语中注其下考，便指使御史金明时，弹劾其堂上官王图之子贪污，欲坐王图纵子行凶之罪，以逃自身被察。
值此大难当前之际，既然已有“习俗”在先，王锡爵自然不吝一试，只要海瑞在南京摆出一副要“一网打尽”的姿态出来，王锡爵这边马上就能行动。
为此，王锡爵在他写给海瑞的信送到南京之时，还有一大波的私函已经寄到了江南各地。不止是王锡爵，申时行的信也同样不少。两位阁老大人不辞辛苦，不仅亲笔写了大把私函，府中幕僚代笔的信件更是数不胜数，其目的都是一样的。
此次南察甚至比北察更受重视，高务实自然也不会只给海瑞写封信就完事，他那边同样也做出了许多相应的布置。
两派首脑虽然都在燕京，但遍及天下的势力犹如触角一般，已经抢先“激活”，都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而因为时间关系，尤其是公文传递的原因，北察一贯早于南察，所以在海瑞召集相关人手开始布置工作安排的时刻，北察已经如火如荼地进入了第一回合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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