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1章 朝归倭附(圩二)高务实的国族观
被德川家康视为黄雀的“大明关白”高务实此时并没有真的一门心思盯着日本“窥视”。当然，这不是因为他把这件事忘了，而是当前他还有更加紧迫的事情要办。
朝鲜内附。
釜山之战结束之后，明军又花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在釜山、蔚山、梁山等地打扫战场。一来，虽然此时朝鲜天气阴冷，但疫病这种东西从来不容放松，数万具尸体必须妥善清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二来，明军上下也是被高务实的要求所迫，各级将官士卒都被打发去研究各处倭城。
按照高务实的话来说，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作战既然在倭城的攻坚战上吃了大亏，那就一定要研究出它们的破绽来，并且总结经验教训，报告给皇家军事学院汇编成教材，以免将来有朝一日重蹈覆辙。
关于这个皇家军事学院，全称自然是“大明皇家军事学院”。首任院长为戚继光，而高务实则为终身荣誉院长，先后两任兵部尚书周咏、宋应昌则均在大司马任内兼任皇家军事学院的“宣政”一职。
宣政，这是个新设的职务，由高务实坚持设立。其一开始被很多人认为“大抵类似监军”，但在高务实的构想当中，“宣政”其实就是政委。
不过，军事学院宣政一职由于被高务实要求必须由兵部尚书兼任，而兵部尚书公务繁忙，实际上很难常去军事学院处事，因此高务实又规定，兵部四侍郎之一的戎政侍郎将来都要例行兼任“副宣政”一职，实际主管“宣政”事务。
宣政既然实际上就是政委，高务实在坚持设立这一职务之前当然要想好如何说服皇帝、说服朝廷。
后世有人说，政委无非就是古代的监军，高务实提出设立宣政的时候，大家也都认为无非就是监军，何必要新搞一个名目？
高务实当时明确反对了这一说法，因为他前世作为党的基层干部，一贯坚信的原则就是，军队会有政委的存在，恰恰是文明进化的结果。
在古代，一支军队完全由将军当家做主，所谓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完美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便发生过“点检作天子”之类的事，尤其是在三国、五代十国等军阀割据时期，只有掌握军事力量的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所谓的天子、皇帝不过是傀儡人物屡见不鲜。
如果不看国内，把目光放在国外，比如日本也是明证。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之后，日本的实际统治者便由天皇变成了幕府将军的。道理很简单，幕府将军在源平之战后，成为了公认的“武家栋梁”，只有他能号召天下武家，故而他才是掌握天下兵权之人。
中国历史上总搞出文武偏废的情况，大抵是建国之初武贵文贱，承平日久便慢慢变成文贵武贱。原因就在于，除了开国之初的一两代马上皇帝能够直接、有效的控制军队之外，后来的深宫皇帝压根保证不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自然只好借助文官的力量来防止武将做大。
这一点近乎无解。当然，汉、唐两代基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就走到了反面，均是亡于军阀割据，最终熬鹰一样熬出一个最大的军阀，重新统一天下。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把一支队伍分配给你，这个队伍跟你经年累月的打仗，日积月累下来，你觉得你的士兵是跟你比较亲，还是跟皇帝老子比较亲？
事实上在古代，大多数士兵和将军都跟军队的实际掌控者关系更好，所谓的“兵符”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个笑话。
用司马家篡曹之前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把军队从上到下全都安插成为我的亲信来指挥，那这个军队哪怕名义上是你的，可只要老子一声令下，那就全都得听老子的！
所以，古代对军队都会尽量地安插监军的职责，恰巧的是，在唐代以后很多监军都是宫人、太监之类的宦官，为什么呢？因为宦官是跟皇帝老子最亲近的一批人，皇帝既然打算给军队安插监军，那必然得安插对自己“忠贞不二”的人啊！
于是，宦官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宦官的名声不太好，甚至太不好，但理论上而言，他们对皇帝的忠诚度还真没其他人(或者说其他“人群”)比得了。
当然，监军却并不能完全左右将军们的想法，毕竟打仗是一门技术活，有很多时候还是很需要灵活应变的事情，在整体的布局上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因此，但凡将军稍微动点心思，都可以避监军而不顾，往往监军会连军队都碰不到。更有甚者，将军害死监军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
再退一万步说，监军也是人，也是想要功劳、想要钱财的人，出去累死累活一场回来啥都没有，谁乐意干？那还不如在宫里老老实实服侍皇帝老子来的舒服。而只要将军和监军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监军的实际作用其实就微乎其微了。
而大明呢？原先的监军还算比较有用，但随着大明核心军力家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监军的作用早已经大打折扣、聊胜于无。
不信想想历史上的明末，哪支军队的主将是区区监军能控制住的？压根没有，因为监军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当皇权本身出现了塌方，监军就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权威去压制主将。崇祯中后期到南明，只要实力稍微强一点的军阀，都敢直接拒绝皇帝派遣监军给他，而皇帝也无可奈何。
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就要涉及京营拉胯、文官直接控制的几支主力损失殆尽等问题了，暂时先放一放。
总之，当文明来到现代后，人们发现思想才是一件远比监军更好的武器。思想才能左右军队，而政委无疑是宣扬思想的最好推行者。
在红朝，首先政委本身就必须是坚定的GC主义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危害到军队和国家的；其次他们一旦入伍，那对这个队伍带来的思想宣传，就会提升军队对党的忠诚，加强凝聚力。
军队的军人们在政委的宣传下，成为一名坚定的GC主义拥护者，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是拥有革命理想的战士。政委的最大职责，其实就是赋予每一名战士崇高的理想，让他们明白战斗不只是打打杀杀，战斗是有更崇高目的的。
一个只听命于将军的军队，和一个用共同理想武装起来并组成的军队，谁更有战斗力？谁又更靠得住？
当然，大明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谈主义肯定还太早了，所以得降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调门。GC主义既然还谈不上，那就谈民族主义，谈华夷之辩，谈天下大同。
宣政一职，最大的职责就是教会军官、士兵们民族主义，而在大明搞民族主义，切入点也很好找：就从华夷之辩开始，到天下大同为止！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头的问题其实很复杂。
后世中国人所认知中的“民族”这个词受到很严重的西方影响，其与“国族”等词语的意义经常混淆，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同样常常被混淆。
[注：解释起来太费笔墨了，推荐一下傅正老师的视频，各位可以在B站搜“傅正_”，后缀标题【西方皿煮史0X?傅正】”的系列视频。我忘了是具体哪一集里说到过了，另外请自己把“皿煮”二字改对。以下我书中会默认各位读者都已经明确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
其实，抛开民族概念的本意、翻译的误差等问题，高务实真正要搞的，其实是一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清末，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中，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老百姓对洋人与朝廷的战争漠不关心。别说主动抵抗了，连勾结洋人在当时的多数普通人看来也并无问题，现代中国人理解中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之中几乎一点也看不到。
偶有地方百姓主动反抗，几乎都是因为洋人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一旦洋人发现并且改正，主动施以小恩小惠，当地人便立刻“原谅”了侵略者，安安分分继续做顺民。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意识没有觉醒，国家认同并不存在。
当然，鞑清与大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前面提到过的“国族”。毫无疑问，大明的“国族”是汉族，鞑清的国族是满族。
大明的统治阶级当然也剥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国家体制问题，是封建王朝统治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鞑清的统治则不然，它不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剥削，还有“国族”对“非国族”的剥削，这当然会让人数占据绝大多数的“非国族”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
简单来说，清末普通人坐视朝廷挨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你们平时尽欺负我们，那我们凭什么要在你们挨打的时候帮你们？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要想不出现这种所谓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会出现一个少数“国族”。倘若必须要有一个“国族”，那只能是汉族。
如果还能再努一把力，则最好这个国族的概念还能扩大化一些，变成“中华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经推行了很久的“泛汉族主义”——通过归化户籍制搞出来的“新汉族”。
总而言之，遵循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历史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从清末开始，到红朝建立，再到华夏复兴。这期间有无数学者们在争议相同或类似的话题。有人坚持复兴古礼，有人提倡****，有人要求辩证接纳，有人提出改良创新，相关理论研究能让人看一辈子还看不完。
然而高务实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华沉沦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国没有沉沦，一直都不逊于任何人呢？这些争论恐怕都未必会出现！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既然如此，让东风永远强劲不就好了！
周人为了对抗蛮夷而首创“华夷之辩”，利用“诸夏”团结的力量对抗北方蛮夷的入侵。高务实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团结“诸夏”，集东方之力来对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现在很难说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红夷”会威胁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只能慢慢来。在皇家军事学院中最先推行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军人作为直接与外敌对抗的群体，他们更加能理解这种“我们与你们不同”的思维。
先期通过军事学院推行，往后再通过科举的考题、民间的议论等手段，逐渐改变人们的想法，将原本五花八门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有了对抗的力量基础。
当然，高务实从来不是狭义汉族主义者，而是泛汉族主义者，所以他除了在皇家军事学院里设立“宣政”来推行这些思想，也会切实实践，扩大广义汉族群体的基础。
坚持让朝鲜内附，就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例子。在他的安排下，李山海作为朝鲜领议政，代表朝鲜朝廷再次向大明递交了国书。
然后，高务实很快便收到皇帝的谕令，要求他回朝商议近期相关事宜。这道谕令的用词颇为含湖，既没有说明平倭之战究竟打完没有，也没有说明高务实此次回朝是凯旋班师还是“中期述职”，甚至没说究竟要商议什么“相关事宜”。
不过高务实却欣然踏上了回京之路，因为他知道，含湖其辞正说明了一点：皇帝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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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真不是我昨天放鸽子，昨天的一章怎么都发不出来，后台系统让我检查敏感词却又不说哪些是敏感词，搞了几个小时没搞定，给我干崩溃了，一怒之下关机骂娘去了。今天发出来的其实已经删删改改搞得面目全非……反正很烦躁，不想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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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之战结束之后，明军又花了将近半个月时间在釜山、蔚山、梁山等地打扫战场。一来，虽然此时朝鲜天气阴冷，但疫病这种东西从来不容放松，数万具尸体必须妥善清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二来，明军上下也是被高务实的要求所迫，各级将官士卒都被打发去研究各处倭城。
按照高务实的话来说，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这次作战既然在倭城的攻坚战上吃了大亏，那就一定要研究出它们的破绽来，并且总结经验教训，报告给皇家军事学院汇编成教材，以免将来有朝一日重蹈覆辙。
关于这个皇家军事学院，全称自然是“大明皇家军事学院”。首任院长为戚继光，而高务实则为终身荣誉院长，先后两任兵部尚书周咏、宋应昌则均在大司马任内兼任皇家军事学院的“宣政”一职。
宣政，这是个新设的职务，由高务实坚持设立。其一开始被很多人认为“大抵类似监军”，但在高务实的构想当中，“宣政”其实就是政委。
不过，军事学院宣政一职由于被高务实要求必须由兵部尚书兼任，而兵部尚书公务繁忙，实际上很难常去军事学院处事，因此高务实又规定，兵部四侍郎之一的戎政侍郎将来都要例行兼任“副宣政”一职，实际主管“宣政”事务。
宣政既然实际上就是政委，高务实在坚持设立这一职务之前当然要想好如何说服皇帝、说服朝廷。
后世有人说，政委无非就是古代的监军，高务实提出设立宣政的时候，大家也都认为无非就是监军，何必要新搞一个名目？
高务实当时明确反对了这一说法，因为他前世作为党的基层干部，一贯坚信的原则就是，军队会有政委的存在，恰恰是文明进化的结果。
在古代，一支军队完全由将军当家做主，所谓的“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就完美证明了这一点。
于是，便发生过“点检作天子”之类的事，尤其是在三国、五代十国等军阀割据时期，只有掌握军事力量的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所谓的天子、皇帝不过是傀儡人物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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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总搞出文武偏废的情况，大抵是建国之初武贵文贱，承平日久便慢慢变成文贵武贱。原因就在于，除了开国之初的一两代马上皇帝能够直接、有效的控制军队之外，后来的深宫皇帝压根保证不了军队的实际控制权，自然只好借助文官的力量来防止武将做大。
这一点近乎无解。当然，汉、唐两代基本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于是就走到了反面，均是亡于军阀割据，最终熬鹰一样熬出一个最大的军阀，重新统一天下。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把一支队伍分配给你，这个队伍跟你经年累月的打仗，日积月累下来，你觉得你的士兵是跟你比较亲，还是跟皇帝老子比较亲？
事实上在古代，大多数士兵和将军都跟军队的实际掌控者关系更好，所谓的“兵符”某种程度上只不过是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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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古代对军队都会尽量地安插监军的职责，恰巧的是，在唐代以后很多监军都是宫人、太监之类的宦官，为什么呢？因为宦官是跟皇帝老子最亲近的一批人，皇帝既然打算给军队安插监军，那必然得安插对自己“忠贞不二”的人啊！
于是，宦官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虽然宦官的名声不太好，甚至太不好，但理论上而言，他们对皇帝的忠诚度还真没其他人(或者说其他“人群”)比得了。
当然，监军却并不能完全左右将军们的想法，毕竟打仗是一门技术活，有很多时候还是很需要灵活应变的事情，在整体的布局上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的。
因此，但凡将军稍微动点心思，都可以避监军而不顾，往往监军会连军队都碰不到。更有甚者，将军害死监军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
再退一万步说，监军也是人，也是想要功劳、想要钱财的人，出去累死累活一场回来啥都没有，谁乐意干？那还不如在宫里老老实实服侍皇帝老子来的舒服。而只要将军和监军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那监军的实际作用其实就微乎其微了。
而大明呢？原先的监军还算比较有用，但随着大明核心军力家丁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监军的作用早已经大打折扣、聊胜于无。
不信想想历史上的明末，哪支军队的主将是区区监军能控制住的？压根没有，因为监军的权力来源于皇帝，当皇权本身出现了塌方，监军就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权威去压制主将。崇祯中后期到南明，只要实力稍微强一点的军阀，都敢直接拒绝皇帝派遣监军给他，而皇帝也无可奈何。
当然，这个问题如果展开说，就要涉及京营拉胯、文官直接控制的几支主力损失殆尽等问题了，暂时先放一放。
总之，当文明来到现代后，人们发现思想才是一件远比监军更好的武器。思想才能左右军队，而政委无疑是宣扬思想的最好推行者。
在红朝，首先政委本身就必须是坚定的GC主义者，他们自己是绝不会危害到军队和国家的；其次他们一旦入伍，那对这个队伍带来的思想宣传，就会提升军队对党的忠诚，加强凝聚力。
军队的军人们在政委的宣传下，成为一名坚定的GC主义拥护者，那他就不再是一名普通的士兵，而是拥有革命理想的战士。政委的最大职责，其实就是赋予每一名战士崇高的理想，让他们明白战斗不只是打打杀杀，战斗是有更崇高目的的。
一个只听命于将军的军队，和一个用共同理想武装起来并组成的军队，谁更有战斗力？谁又更靠得住？
当然，大明现在的社会环境下，谈主义肯定还太早了，所以得降低一点要求，降低一点调门。GC主义既然还谈不上，那就谈民族主义，谈华夷之辩，谈天下大同。
宣政一职，最大的职责就是教会军官、士兵们民族主义，而在大明搞民族主义，切入点也很好找：就从华夷之辩开始，到天下大同为止！
为什么这么说？这里头的问题其实很复杂。
后世中国人所认知中的“民族”这个词受到很严重的西方影响，其与“国族”等词语的意义经常混淆，以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同样常常被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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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抛开民族概念的本意、翻译的误差等问题，高务实真正要搞的，其实是一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
历史上的清末，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等一系列屈辱的对外战争中，普遍出现的情况是老百姓对洋人与朝廷的战争漠不关心。别说主动抵抗了，连勾结洋人在当时的多数普通人看来也并无问题，现代中国人理解中的民族气节在当时的普通百姓之中几乎一点也看不到。
偶有地方百姓主动反抗，几乎都是因为洋人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一旦洋人发现并且改正，主动施以小恩小惠，当地人便立刻“原谅”了侵略者，安安分分继续做顺民。
为什么呢？因为民族意识没有觉醒，国家认同并不存在。
当然，鞑清与大明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区别就在于前面提到过的“国族”。毫无疑问，大明的“国族”是汉族，鞑清的国族是满族。
大明的统治阶级当然也剥削了普通人，但那是国家体制问题，是封建王朝统治本身的内在逻辑问题。而鞑清的统治则不然，它不仅有封建王朝本身的高下剥削，还有“国族”对“非国族”的剥削，这当然会让人数占据绝大多数的“非国族”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
简单来说，清末普通人坐视朝廷挨打的原因很简单：我们是我们，你们是你们，你们平时尽欺负我们，那我们凭什么要在你们挨打的时候帮你们？
所以在高务实看来，要想不出现这种所谓的“麻木不仁”，真正要做到的就是不会出现一个少数“国族”。倘若必须要有一个“国族”，那只能是汉族。
如果还能再努一把力，则最好这个国族的概念还能扩大化一些，变成“中华民族”，或者是他在南疆已经推行了很久的“泛汉族主义”——通过归化户籍制搞出来的“新汉族”。
总而言之，遵循的原则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原历史上的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曾感叹：“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
从清末开始，到红朝建立，再到华夏复兴。这期间有无数学者们在争议相同或类似的话题。有人坚持复兴古礼，有人提倡****，有人要求辩证接纳，有人提出改良创新，相关理论研究能让人看一辈子还看不完。
然而高务实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情况之所以出现，首先是因为中华沉沦了，因而也失去了文化自信。倘若中国没有沉沦，一直都不逊于任何人呢？这些争论恐怕都未必会出现！
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既然如此，让东风永远强劲不就好了！
周人为了对抗蛮夷而首创“华夷之辩”，利用“诸夏”团结的力量对抗北方蛮夷的入侵。高务实又不能阻止西方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的崛起，那就再一次团结“诸夏”，集东方之力来对抗西方的入侵就是了！
他现在很难说服朝廷相信有朝一日“红夷”会威胁到大明的存亡，因此很多事情只能慢慢来。在皇家军事学院中最先推行这一套思想是有原因的：军人作为直接与外敌对抗的群体，他们更加能理解这种“我们与你们不同”的思维。
先期通过军事学院推行，往后再通过科举的考题、民间的议论等手段，逐渐改变人们的想法，将原本五花八门的思想统一到共同的民族认同，自然也就有了对抗的力量基础。
当然，高务实从来不是狭义汉族主义者，而是泛汉族主义者，所以他除了在皇家军事学院里设立“宣政”来推行这些思想，也会切实实践，扩大广义汉族群体的基础。
坚持让朝鲜内附，就是这一实践的重要例子。在他的安排下，李山海作为朝鲜领议政，代表朝鲜朝廷再次向大明递交了国书。
然后，高务实很快便收到皇帝的谕令，要求他回朝商议近期相关事宜。这道谕令的用词颇为含湖，既没有说明平倭之战究竟打完没有，也没有说明高务实此次回朝是凯旋班师还是“中期述职”，甚至没说究竟要商议什么“相关事宜”。
不过高务实却欣然踏上了回京之路，因为他知道，含湖其辞正说明了一点：皇帝心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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