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4章 总百揆(圆二)你又要颠覆祖制？
联保互助，这个词一听就很红朝。毫无疑问，正因为高务实前世有红朝基层干部的工作经历，才会一下子就想到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过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也特别适合中国社会——即便是明朝时期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宗族社会、一个人情社会，“皇权不下县”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就导致无论任何统治者、统治阶层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这种宗族社会的特性来“顺毛捋”，而不能逆向操作。作为一个自诩“改良者”的人，高务实显然也会顺应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性。
不过，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叫“宗族社会”，宗族社会又有什么独特之处是高务实必须顺应的呢？
有一点非常明确，但又可能为很多现代人所忽视的是：中国宗族是祖先崇拜的产物，祖先崇拜的核心则是祭祖。是故，宗族的最初含义就是围绕宗庙祭祀的聚簇者，从而形成宗族组织。
先秦时期的宗族可以分为商、西周至春秋、春秋晚期以降至战国三个阶段。
商代的宗族，表现为“多子族”的血族团体组织。即商王未继位的王子王孙另立门庭，立庙铸器，祭祀所自出的祖灵，形成血缘群体。
根据周人所讲，商遗的宗族成员是宗氏、小子与类醜。宗氏是以宗子夫妇为核心的小型家庭，小子是宗族内没有主祭权的庶子家庭，类醜则是宗族内的依附民。宗氏可以恩赐小子独立祭祀生身父母的权力。小子一经别族，拥有族邑，亦有自家的新墓地，便可独立，还有了标榜自己家庭的族氏名号，则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族。相对于所自出的母族，他们是亚族，也就是分族。
西周采取赐民、赐土与赐姓命氏的封建制度。新出现的“姓族”，改变了周人对血亲范围的认知，彰显出家族团结的重要性，分家别族的自发性本能冲动受到抑制，于是宗族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封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有姓族、宗族、分族与个体家庭，上自周天子、诸侯、大夫、士，乃至庶民，以血缘为纽带，层层统属。
春秋晚期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与晏子发出“季世”喟叹，社会剧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即封建制崩塌，宗族无法继续维系。庶民以氏相称，氏失去了“别贵贱”的功能。
顾炎武的《日知录·周末风俗》，总结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变化时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即战国时期宗族组织崩解，无需以姓氏来定血缘亲情。“编户齐民”的时代从此到来。
秦汉的宗族大致有承转接续、形态多变、宗法下移、功能转换和影响深远几个特点。宗族自身族权的发展，主要在宗族长对族众的管理、宗族的互助和自卫方面。至于祭祖和修谱的活动，因为与门第、选官和婚姻有关，就决定了士族的宗族活动必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的约束，族权的下移是相对的。
秦汉社会在宗族形态、组织结构和宗族制度上是一个新旧交替和重要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特色至为明显。汉代的家族带有父系为主、母系为辅、族制上双重性的特点，远古时代一些氏族因素被保留在秦汉宗族组织之内。总之，秦汉的宗族带有“后氏族时代”特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结构一般是共祖以下三代亲族关系，即以己身为核心的父、兄弟、子，以及诸从父、诸从兄弟、诸从子。每个父系家庭分别是一个宗族单元。宗族是由若干宗族单元组成的亲族关系网络。宗族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并非实体。每个宗族单元则是实体，更像家庭。宗族的存在是由族谱完成的，可见族谱对于当时宗族关系维系的重要性。
此时宗族更为突出的是地缘性，而宗族赖以生长发展的根基则是“乡里”。乡里的宗族由乡党、邻里形成重要的地方支配网络。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员形成了以官僚成员为核心的宗族单元。士族门阀是当时重要的历史现象。
到了隋唐五代，文献中宗族、期亲、亲族、家族，都可以在某种场合表达宗族之意，作为宗族的概念，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家庭联合体。此时宗族的基本组织结构，包括家庙、谱牒、祖茔、族产及其来源与管理。
隋唐五代的宗族类型可分为皇族、山东士族宗族、关中宗族、鲜卑族宗族、岭南与蜀中地域特征突出的宗族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勋族等。宗族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与博弈影响着国家治理，士族宗族的家礼、家法和家学等文化传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宗族发展呈现出承绪、振兴、重建、大流动与大整合等不同时期，宗族组织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带有过渡性特点，但此时宗族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价值，还是来自士族类型的宗族。
辽宋西夏金元宗族形态演变过程中，明显具有区域性差别。辽西夏金统治区域内的宗族，较多地继承了门阀士族宗族制度的观念和组织方式；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宗族，则沿着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方向转型。
辽西夏金社会上层以世家大族为主体，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形态演变的差别，宗族组织方式亦表现出明显差异。
游牧民族宗族的组织结构十分复杂，宗族首领不但维持宗族内部的秩序，而且会积极参与部落等各级社会组织的事务；农耕民族宗族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则明显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两宋统治区域内，从魏晋隋唐门阀宗族制度转变为宋代的敬宗收族宗族制度，是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士大夫为维护自身地位努力的结果；宋代宗族制度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在调和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朝统治时期，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发展逐渐完善，表现出南方与北方的地域性差别。元的大一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各民族的流动与交往日益频繁。南迁的北方民族宗族组织方式受到汉族的影响；南方宗族组织在南宋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宗族群体意识有所增强，凝聚性更为明显。
接着就到了明代，有明一朝是宗族建设实践活动的活跃时期。如果说宋代学者提出了宗族建设的各种方案，那么明代则以大规模实践形成了新的宗族形态。
明代宗族各种祭祖实践异常发达，宗族乡约化，还是族谱形态完善的时期。建祠祭祀远代祖先的部分合法化，与修谱追记远祖，导致明代宗族以确立远祖建构宗族的模式形成。
宗族规模扩大，宗族组织化，加强了宗族的向心力，改变着宗族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宗族共同体，并形塑社会结构。
明代士大夫的宗族建设实践，形成了大量世家望族，他们是社会的中坚，移风易俗，风化天下。明代宗族活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大致可以成化、嘉靖为界，分为初、中、后三个阶段。
明代宗族的社会属性总体上基于正统的传统意识形态，为移风易俗进行社会建设，是维护明代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也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所谓“中国近世宗族形态”，就是在明代完型的，宗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
简单举个例子：现在的京华，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其中一个体现就是：高家宗族都会认为自己天然就是京华的一份子。换言之，京华当然是高务实的，但同样也是“新郑高氏”的。
这导致两个结果：其一，高务实及嫡子高渊，是明确的“京华大宗”之家，而其他各家则是小宗，小宗虽然没有主导权，但绝对不是外人。假设大宗绝嗣，则某一小宗就会获得继承权，或者各小宗分别继承。
当然，现在高务实后嗣繁茂，怎么看都没有绝嗣的风险，那就是另说了。
其二，因为高家小宗们自认也是京华的一支，因此他们对京华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在宗族社会，这种忠诚几乎可以看做“打娘胎里带来的”。一般只要不出现极端情况，宗亲不可能背叛宗族。
也正因为如此，高务实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亲兄弟、堂兄弟们在南疆、南洋等地封官。只不过他到底不是一个彻底的明朝人，所以在大胆封官的同时，还是会对他们的权势有所限制，把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说回“联保互助”。这一制度之所以和宗族社会有关，关键就在于皇庄的佃户来源。
朱翊钧早年继承而来的京畿附近皇庄很多，但在高务实当年的劝说下已经基本放弃得差不多了，原先的皇庄佃户也大多赎回了自己的“卖身契”，成了自由民。因此，现在的南洋皇庄佃农基本来源于流民安置。
小冰河期的大明十年九灾，动不动就是连成片的多个府县受灾，这是不必多说的。高务实前些年也一直都是借着这样的局势，才能源源不断地从大明国内向南疆移民，配合“户籍归化制”在南疆、南洋大搞汉化。
如今南洋皇庄需要佃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已经被证明切实有效的手段，同样也是在大明国内转移流民去南洋皇庄安置。安置标准很简单，皇帝负责这些人的吃穿温饱，同时保证他们到了南洋之后能按丁数分得田地，而这些去往南洋的人则自动成为皇庄佃农，世代为皇帝种田。
不过，高务实觉得“世代种田”是不合理的，因此说服了皇帝，在政策上开了两个口子：其一，佃农本人及子弟准许参加科举，中得举人者可自动摆脱佃农身份，田地由皇帝收回；其二，佃农准许备银自赎，赎身价格为其分配田地总额当年市价的三倍。
皇庄佃农既然来源于流民，而流民又往往来源于同县或者临县灾民，那么为了安置之后管理方便，一般都是某一地区来的流民安置在一块儿，这就形成了小规模的乡土集团，也可以称之为乡党。
乡党这个玩意儿有好有坏，坏的是乡党无限可分——同省的乡党在外省人面前是一伙的，同府的乡党在别府人面前又分了，同府不同县的还可以继续分……
这样一来肯定会导致大大小小不同层级的乡党，安时则罢，乱起来那可就不太好办了。
“你东县来的杂碎敢欺负我西县的人？看我西县的爷们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什么，西县来的龟孙敢在我们东县爷们面前跳脚？弟兄们干他娘的去啊！”
但是，如果引导得当，乡党也有宗族社会某一时期的特点，继而形成一种类宗族体系。
“东县比我们人还少三百户呢，他们今年却比我们多产了两万斤，大大折了我们西县爷们的面儿，大伙儿听好喽，明年必须把这个脸面挣回来！”
“妈了个巴子，西县比咱们受灾还严重，可他们重建得可比咱们快了半个月！这脸可丢得大发了，上头来的公公今儿个还夸了他们……咱爷们就不要脸了？下回灾后重建，谁他娘的敢出工不出力，大伙儿揪出来让他现现眼！”
瞧瞧，这就是正反两面，关键看怎么引导。联保互助也正是基于这种宗族、乡党社会的客观现实，通过将这些人正确引导、组织起来，进行互相帮扶，继而形成一个和谐友爱的整体，共保南洋皇庄良性发展。
高务实给朱翊钧一通讲解分析，听得朱翊钧眼前大亮，连连点头夸赞，最后感慨道：“日新乃治世之才，今为一区区皇庄出谋划策，实朕之罪也。”
高务实见他言辞恳切，不似作伪，心说今日总算又搪塞过去了，不由松了口气，微笑道：“皇上何出此言？皇庄此制若可行，亦能广用于天下，臣之谋划便不算埋没。”
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臣却也因此想到韩非子有句话说得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臣当年若不是经历广西，执政施策恐怕也有浮于表面之患……因此臣近来总有一种想法。”
朱翊钧下意识问道：“什么想法？”
“我朝阁臣必由翰林起，而翰林往往未经州部，其中不乏一些不知民间疾苦者……”
朱翊钧吃了一惊，眼珠一转，问道：“你是说？”
“是。”高务实颔首道：“臣以为，往后内阁廷推虽然仍可以翰林为主，但翰林们却不能只在学官清贵苦熬了，应该早些派往州县历练……哪怕只是三年五载，也总能多明白一些事理。”
朱翊钧顿时有些犹豫，甚至有些紧张，搓搓手道：“你这是又要颠覆祖制啊！兹事体大，且容我三思……不过，你今日回去之后，可以详细写一道条陈，但是切莫声张，到时候让陈矩亲自去取来，我看后再找你细论，如何？”
“臣遵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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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这几天新闻真多，大的天天来啊！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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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宗族社会、一个人情社会，“皇权不下县”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就导致无论任何统治者、统治阶层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这种宗族社会的特性来“顺毛捋”，而不能逆向操作。作为一个自诩“改良者”的人，高务实显然也会顺应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性。
不过，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叫“宗族社会”，宗族社会又有什么独特之处是高务实必须顺应的呢？
有一点非常明确，但又可能为很多现代人所忽视的是：中国宗族是祖先崇拜的产物，祖先崇拜的核心则是祭祖。是故，宗族的最初含义就是围绕宗庙祭祀的聚簇者，从而形成宗族组织。
先秦时期的宗族可以分为商、西周至春秋、春秋晚期以降至战国三个阶段。
商代的宗族，表现为“多子族”的血族团体组织。即商王未继位的王子王孙另立门庭，立庙铸器，祭祀所自出的祖灵，形成血缘群体。
根据周人所讲，商遗的宗族成员是宗氏、小子与类醜。宗氏是以宗子夫妇为核心的小型家庭，小子是宗族内没有主祭权的庶子家庭，类醜则是宗族内的依附民。宗氏可以恩赐小子独立祭祀生身父母的权力。小子一经别族，拥有族邑，亦有自家的新墓地，便可独立，还有了标榜自己家庭的族氏名号，则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族。相对于所自出的母族，他们是亚族，也就是分族。
西周采取赐民、赐土与赐姓命氏的封建制度。新出现的“姓族”，改变了周人对血亲范围的认知，彰显出家族团结的重要性，分家别族的自发性本能冲动受到抑制，于是宗族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封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有姓族、宗族、分族与个体家庭，上自周天子、诸侯、大夫、士，乃至庶民，以血缘为纽带，层层统属。
春秋晚期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与晏子发出“季世”喟叹，社会剧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即封建制崩塌，宗族无法继续维系。庶民以氏相称，氏失去了“别贵贱”的功能。
顾炎武的《日知录·周末风俗》，总结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变化时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即战国时期宗族组织崩解，无需以姓氏来定血缘亲情。“编户齐民”的时代从此到来。
秦汉的宗族大致有承转接续、形态多变、宗法下移、功能转换和影响深远几个特点。宗族自身族权的发展，主要在宗族长对族众的管理、宗族的互助和自卫方面。至于祭祖和修谱的活动，因为与门第、选官和婚姻有关，就决定了士族的宗族活动必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的约束，族权的下移是相对的。
秦汉社会在宗族形态、组织结构和宗族制度上是一个新旧交替和重要变化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特色至为明显。汉代的家族带有父系为主、母系为辅、族制上双重性的特点，远古时代一些氏族因素被保留在秦汉宗族组织之内。总之，秦汉的宗族带有“后氏族时代”特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结构一般是共祖以下三代亲族关系，即以己身为核心的父、兄弟、子，以及诸从父、诸从兄弟、诸从子。每个父系家庭分别是一个宗族单元。宗族是由若干宗族单元组成的亲族关系网络。宗族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并非实体。每个宗族单元则是实体，更像家庭。宗族的存在是由族谱完成的，可见族谱对于当时宗族关系维系的重要性。
此时宗族更为突出的是地缘性，而宗族赖以生长发展的根基则是“乡里”。乡里的宗族由乡党、邻里形成重要的地方支配网络。出仕于各地的宗族成员形成了以官僚成员为核心的宗族单元。士族门阀是当时重要的历史现象。
到了隋唐五代，文献中宗族、期亲、亲族、家族，都可以在某种场合表达宗族之意，作为宗族的概念，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家庭联合体。此时宗族的基本组织结构，包括家庙、谱牒、祖茔、族产及其来源与管理。
隋唐五代的宗族类型可分为皇族、山东士族宗族、关中宗族、鲜卑族宗族、岭南与蜀中地域特征突出的宗族以及安史之乱后的勋族等。宗族与国家政权的互动与博弈影响着国家治理，士族宗族的家礼、家法和家学等文化传统影响着社会历史发展。宗族发展呈现出承绪、振兴、重建、大流动与大整合等不同时期，宗族组织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具有广泛、深入的影响。
总之，隋唐五代时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带有过渡性特点，但此时宗族的主要代表和核心价值，还是来自士族类型的宗族。
辽宋西夏金元宗族形态演变过程中，明显具有区域性差别。辽西夏金统治区域内的宗族，较多地继承了门阀士族宗族制度的观念和组织方式；宋代特别是南宋统治区域内的宗族，则沿着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方向转型。
辽西夏金社会上层以世家大族为主体，宗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作用；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以及社会形态演变的差别，宗族组织方式亦表现出明显差异。
游牧民族宗族的组织结构十分复杂，宗族首领不但维持宗族内部的秩序，而且会积极参与部落等各级社会组织的事务；农耕民族宗族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则明显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关系。
两宋统治区域内，从魏晋隋唐门阀宗族制度转变为宋代的敬宗收族宗族制度，是唐宋之际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产物，同时也是士大夫为维护自身地位努力的结果；宋代宗族制度适应了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社会状况，在调和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元朝统治时期，敬宗收族宗族制度的发展逐渐完善，表现出南方与北方的地域性差别。元的大一统带来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北方各民族的流动与交往日益频繁。南迁的北方民族宗族组织方式受到汉族的影响；南方宗族组织在南宋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宗族群体意识有所增强，凝聚性更为明显。
接着就到了明代，有明一朝是宗族建设实践活动的活跃时期。如果说宋代学者提出了宗族建设的各种方案，那么明代则以大规模实践形成了新的宗族形态。
明代宗族各种祭祖实践异常发达，宗族乡约化，还是族谱形态完善的时期。建祠祭祀远代祖先的部分合法化，与修谱追记远祖，导致明代宗族以确立远祖建构宗族的模式形成。
宗族规模扩大，宗族组织化，加强了宗族的向心力，改变着宗族的日常生活，形成新的宗族共同体，并形塑社会结构。
明代士大夫的宗族建设实践，形成了大量世家望族，他们是社会的中坚，移风易俗，风化天下。明代宗族活动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大致可以成化、嘉靖为界，分为初、中、后三个阶段。
明代宗族的社会属性总体上基于正统的传统意识形态，为移风易俗进行社会建设，是维护明代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群体与社会组织，也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的发展变化。所谓“中国近世宗族形态”，就是在明代完型的，宗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势力。
简单举个例子：现在的京华，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其中一个体现就是：高家宗族都会认为自己天然就是京华的一份子。换言之，京华当然是高务实的，但同样也是“新郑高氏”的。
这导致两个结果：其一，高务实及嫡子高渊，是明确的“京华大宗”之家，而其他各家则是小宗，小宗虽然没有主导权，但绝对不是外人。假设大宗绝嗣，则某一小宗就会获得继承权，或者各小宗分别继承。
当然，现在高务实后嗣繁茂，怎么看都没有绝嗣的风险，那就是另说了。
其二，因为高家小宗们自认也是京华的一支，因此他们对京华的忠诚是毫无疑问的。在宗族社会，这种忠诚几乎可以看做“打娘胎里带来的”。一般只要不出现极端情况，宗亲不可能背叛宗族。
也正因为如此，高务实可以放心大胆地给亲兄弟、堂兄弟们在南疆、南洋等地封官。只不过他到底不是一个彻底的明朝人，所以在大胆封官的同时，还是会对他们的权势有所限制，把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说回“联保互助”。这一制度之所以和宗族社会有关，关键就在于皇庄的佃户来源。
朱翊钧早年继承而来的京畿附近皇庄很多，但在高务实当年的劝说下已经基本放弃得差不多了，原先的皇庄佃户也大多赎回了自己的“卖身契”，成了自由民。因此，现在的南洋皇庄佃农基本来源于流民安置。
小冰河期的大明十年九灾，动不动就是连成片的多个府县受灾，这是不必多说的。高务实前些年也一直都是借着这样的局势，才能源源不断地从大明国内向南疆移民，配合“户籍归化制”在南疆、南洋大搞汉化。
如今南洋皇庄需要佃农，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已经被证明切实有效的手段，同样也是在大明国内转移流民去南洋皇庄安置。安置标准很简单，皇帝负责这些人的吃穿温饱，同时保证他们到了南洋之后能按丁数分得田地，而这些去往南洋的人则自动成为皇庄佃农，世代为皇帝种田。
不过，高务实觉得“世代种田”是不合理的，因此说服了皇帝，在政策上开了两个口子：其一，佃农本人及子弟准许参加科举，中得举人者可自动摆脱佃农身份，田地由皇帝收回；其二，佃农准许备银自赎，赎身价格为其分配田地总额当年市价的三倍。
皇庄佃农既然来源于流民，而流民又往往来源于同县或者临县灾民，那么为了安置之后管理方便，一般都是某一地区来的流民安置在一块儿，这就形成了小规模的乡土集团，也可以称之为乡党。
乡党这个玩意儿有好有坏，坏的是乡党无限可分——同省的乡党在外省人面前是一伙的，同府的乡党在别府人面前又分了，同府不同县的还可以继续分……
这样一来肯定会导致大大小小不同层级的乡党，安时则罢，乱起来那可就不太好办了。
“你东县来的杂碎敢欺负我西县的人？看我西县的爷们今儿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什么，西县来的龟孙敢在我们东县爷们面前跳脚？弟兄们干他娘的去啊！”
但是，如果引导得当，乡党也有宗族社会某一时期的特点，继而形成一种类宗族体系。
“东县比我们人还少三百户呢，他们今年却比我们多产了两万斤，大大折了我们西县爷们的面儿，大伙儿听好喽，明年必须把这个脸面挣回来！”
“妈了个巴子，西县比咱们受灾还严重，可他们重建得可比咱们快了半个月！这脸可丢得大发了，上头来的公公今儿个还夸了他们……咱爷们就不要脸了？下回灾后重建，谁他娘的敢出工不出力，大伙儿揪出来让他现现眼！”
瞧瞧，这就是正反两面，关键看怎么引导。联保互助也正是基于这种宗族、乡党社会的客观现实，通过将这些人正确引导、组织起来，进行互相帮扶，继而形成一个和谐友爱的整体，共保南洋皇庄良性发展。
高务实给朱翊钧一通讲解分析，听得朱翊钧眼前大亮，连连点头夸赞，最后感慨道：“日新乃治世之才，今为一区区皇庄出谋划策，实朕之罪也。”
高务实见他言辞恳切，不似作伪，心说今日总算又搪塞过去了，不由松了口气，微笑道：“皇上何出此言？皇庄此制若可行，亦能广用于天下，臣之谋划便不算埋没。”
顿了一顿，又道：“不过，臣却也因此想到韩非子有句话说得好：‘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臣当年若不是经历广西，执政施策恐怕也有浮于表面之患……因此臣近来总有一种想法。”
朱翊钧下意识问道：“什么想法？”
“我朝阁臣必由翰林起，而翰林往往未经州部，其中不乏一些不知民间疾苦者……”
朱翊钧吃了一惊，眼珠一转，问道：“你是说？”
“是。”高务实颔首道：“臣以为，往后内阁廷推虽然仍可以翰林为主，但翰林们却不能只在学官清贵苦熬了，应该早些派往州县历练……哪怕只是三年五载，也总能多明白一些事理。”
朱翊钧顿时有些犹豫，甚至有些紧张，搓搓手道：“你这是又要颠覆祖制啊！兹事体大，且容我三思……不过，你今日回去之后，可以详细写一道条陈，但是切莫声张，到时候让陈矩亲自去取来，我看后再找你细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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