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逆天宰道小说推荐阅读：和离后，神医王妃野翻全京城、越界心动、NBA：开局满级力量，库里被我惊呆了、龙族：从西游记归来的路明非、狐说、服软、她和暗恋的大佬官宣了、人民的财产（电视剧突围原著）、和穿来的儿子上综艺后爆红了、这游戏也太真实了、鲤鱼王的精灵模拟器、轻负、印卡是游戏王的一部分
父亲母亲那一年在延安认识并结了婚。
那一年，艰难的中国革命，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出现了转机。有一批又一批向往革命，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怀揣对革命的向往汇集到了宝塔山下。
那时，延安的天空在革命青年眼中是那么晴朗，汩汩流动的延河水是那么清澈。母亲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热血沸腾地来到了延安，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她抛弃了城市，告别了父母，她要为理想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也是在这种热忱下与父亲结了婚。
父亲和母亲大相径庭，父亲在参加革命前不知道何谓革命。年老时的父亲，曾心情复杂地给自己做过总结。他说：当年我参加革命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我们都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含意。父亲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红军的。那时父亲饿得眼冒金星，两眼发蓝，只要谁给他一口吃的，就是他的亲爹亲娘，结果那天他的眼前出现了红军队伍，他连想都没想便走进了革命队伍。如果那一天父亲的眼前经过一支别的什么队伍，他也是不是会想也不想地走过去？当然，结果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父亲参加红军那一年，父亲家乡大旱，方圆百里颗粒无收，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在逃荒的队伍中，走着父亲一家老小。后来父亲就和一家人走散了。那时，父亲一连十几天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了，父亲觉得自己就快死了。结果就在那时，父亲看到了亲人红军。
随后父亲的历史便和中国革命史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父亲的历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
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父亲就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围剿下来，父亲不仅大难不死，反而身体越来越茁壮了。在红军队伍中，虽然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和父亲以前逃荒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父亲在一次又一次反围剿中，不仅长高了身体，还当上了一名连长。那时红军部队人员流动非常大，一个战役下来，马上就缩编，休整一些日子又扩编。打了几仗之后，父亲也算是个老兵了。于是父亲就在缩缩扩扩中，当上了连长。
父亲一点也没把自己能当上连长当回事。因为那时，连长、营长什么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士兵强。还操心，不管是打仗还是撤退，当官的一定要走到当兵的前面和后面。说是一个连，其实有时才十几个人，多的时候也不过有几十个人。
打打藏藏，躲躲跑跑，父亲觉得也没什么，这种日子和玩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怎么着也算能吃饱肚子。父亲那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吃饱肚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父亲才真正感受到，红军真是不好当，简直是太受罪了。
父亲在湘江打了一次他认为有生以来最难打的一次大仗，结果差点死在那里。他从死人堆里又奇迹般地钻了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往前赶。
年老的父亲曾说过长征时的感受。那是晚饭后，父亲一边剔牙一边说：你们以为当年我们愿意长征呀！不长征就没有活路，后面的国民党赶猪似的赶我们。稍慢一点就走不脱了。
父亲就是这样，被国民党逼着赶着，随着红军大部队跌跌撞撞，滚着爬着来到了陕北的延安。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大生产。当时外界许多人都认为红军这次一准是完了，就是有点气候那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父亲那一年当上了营长。当时他们那个连，只有父亲一个人走到了陕北。
父亲当上了营长之后，被送到陕北的军政大学进修。父亲就在那时认识了母亲，并和母亲结了婚。
能到陕北军政大学进修的军官，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从草创初期，一直到陕北，从无到有，一直到壮大，他们总结出了一点，那就是作为革命“种子”的重要性。于是，父亲便作为革命的种子，被送到了军政大学。
父亲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内容是政治、军事和文化。政治、军事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从一到红军的队伍中就领教了，学习政治不用费什么脑子，带个耳朵听就是了。这时，父亲已经知道什么是革命了。他不仅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还知道革命从巴黎到苏联，又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至于军事，从游击战到堡垒对堡垒，又从突围到长征，也都领教过了，所以，闭着眼睛也能讲出几套来。文化课却难住了父亲。父亲从来也没有上过学，就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到了红军队伍中首长现给起的，叫石光荣。以前父亲只有小名，叫小石头。
文化课可难为了军政大学的教官们，他们手把手地教。父亲他们也掰扯不清那些横横竖竖的东西。一到文比课，他们就全体打睦睡，急得文化教官拿这些革命种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母亲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们一批批地来到了陕北，缺花少绿的陕北，一时间到处莺歌燕舞。有许多作家曾把红军驻扎陕北期间描绘得令人向往难忘，我想这大约和母亲这一批又一批来到解放区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给陕北带来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俗语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红军能在陕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一定和像母亲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分不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解放区的领导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那就是把大城市里来的知识女性都介绍给这些革命“种子”，种子找到了土地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否则，徒有种子也是白搭。也就是通过这次介绍，母亲被介绍给了父亲，母亲那时是父亲的课外文化辅导员。那时的母亲和所有投奔延安来的女青年一样，感受到了光荣与责任。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给父亲当文化教员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父亲就是在那一刻认识了母亲，也是从那一刻，他对母亲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前面说过，让父亲这些人去打仗去舍生忘死，他们不会有二话，可让他们学习文化，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排斥，这就注定了他和母亲一生的关系。
可刚开始，父亲看到母亲时，眼睛却是为之一亮，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性。母亲这群人一出现，令父亲他们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们从眼睛到心里都写满了惊叹和新奇。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美好，几日之后，便在父亲的心目中烟消云散了。
那时，母亲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要当好父亲的文化辅导员。她来陕北不是为了吃小米饭的，她要为革命做出贡献。从内心讲，她很乐意这样做。她早就对这些革命者，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充满了狂热的景仰，不然她也不会不顾一些同学亲友的劝说，而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来到这些抗日大英雄身旁。当上文化教员后，她便天天逼着父亲读书识字。刚开始，父亲觉得天天有母亲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督导着，还有些满足和高兴。几天之后，他觉得这是在受洋罪。那时，纸笔都奇缺，于是，只能手指当笔，地当纸了。母亲先教父亲写自己的名字，把父亲的名字写在黄土上，然后让父亲照着写。父亲挺认真地写了几遍，第二天，他再和母亲见面时，又忘得差不多了。母亲的脸上就露出朽木不可雕也的神情。为了惩罚父亲，母亲在军政大学的操场上画出了足有半块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她一定要让父亲在那块空地上写满自己的名字，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父亲被逼无奈，打着赤膊，双手拖着足有两米长的棍子，他在那里咬牙切齿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这时的母亲，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了。他开始怨母亲了，他一边在写自己的名字，一边在心里咒母亲：妈的小妖精。他写一遍咒一遍，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颠三倒四的了。字还是那三个字，次序却全乱了，母亲捂着嘴就笑。母亲笑起来的样子，是很好看的。此时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简直就是丑八怪。父亲已经写得一身是汗了，他见母亲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当作笔的棍子扔得远远的，一屁股蹲在地上说：妈的，啥鸟名字。老子不写了，写这些东西又不当饭吃！
母亲就正色道：石光荣，不写可不行。这是政治任务，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报告给校长。
那时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朱德，是红军中人人都敬畏的人物。父亲知道，母亲这些人也是校长派来的，完不成作业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也是校长提出来的。父亲无奈，又拾起棍，锄地似的又写起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年以后，父亲还感叹地说：当年学识字，受了老罪了。
因为母亲的认真，也因为父亲天生就不是学文化的料，渐渐地他一见母亲就感到恐惧。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一见母亲向他走来，他立马脸色铁青，眼前发黑。有几次，他为了逃脱学文化，一到上课时间，他就躲进厕所不出来。他蹲在里面，吸了一支烟。又吸了一支烟。他以为母亲肯定等得不耐烦走了。结果，他一走出来，母亲正一脸严肃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他带着哭腔道：你咋还不走哇？母亲说：石光荣，你今天的文化课还没上呢！
父亲的天空就黑了。
军政大学的这段历史对父亲来说灰暗无比。
一年以后，父亲从军政大学毕业了。那些同批和父亲学习的“种子”们，在毕业没多久，有些人便和辅导教员结婚了。一时间，一间间窑洞上到处可以看到贴着红双喜字的窗棂。直到几个月之后，首长找到父亲，开门见山地说：小石头，你看小杜那人咋样？
小杜就是母亲。父亲不解其意，瞪大眼睛说：说啥，你说那个小妖精？别提她，一提她我头就痛。
首长就笑，笑过了又说：小石头哇，当初领导也是为了考虑你的终身大事，才让你和小杜在一起学习的。
父亲听到头又痛了，他睁大眼睛说：啥？你们咋不早说，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说啥也不和她学。你不知道这半年的罪是咋受的。
那时，父亲已经学会了服从组织，见首长这么一说也没话可说了，勾着头吸了两支烟才说：那啥，咱不说受罪的事，不结婚不行么？
首长说：这是终身大事，要是以后队伍拉出去，天天打仗，想找这个机会怕是也没有了。
父亲听到这又不言语了，最后点点头说：那我就听组织的。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听组织的，才有了今天，所以父亲对组织的决定总是深信不疑。那时父亲还很自私地想：狗日的小妖精，你要真嫁给我，看老子不收拾你。
首长又找到母亲。母亲也感到吃惊，当首长问到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时，母亲只感到可笑。她一想起父亲写字像锄地的样子就感到可笑，别的，没有在心里留下任何印象。
在首长讲了父亲许多的英雄事迹后，母亲终于答应了。当初，她从城市来到陕北，就是怀揣着对革命的景仰和希望，她十分景仰那些为了民族利益不惜捐躯的英雄们。她考虑再三，同意了与父亲的婚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和母亲在宝塔山下一个普通的窑洞里结合了。父亲和母亲白天闹了一天的大生产，晚上，他们的被子被搬到了一个窑洞里。闹完大生产回来的父亲，肩扛锄头，看着母亲走进窑洞的身影，他的心里莫名地生出几分快意。他那时想：老子受了你半年的洋罪，我的老师！想到这，他扔下锄头，大步地向窑洞走去。
在父亲和母亲起初结合的日子里，母亲尚不到二十岁，父亲不满三十岁，父亲的精力显得很旺盛。以前父亲随着队伍东跑西藏，打打杀杀，过剩的精力都消耗在了战争中。到了陕北之后。队伍得到了休整。父亲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此这种旺盛的气力有机会用在了年轻的母亲身上。年轻的母亲对婚姻对感情仍然准备不足，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和父亲这种人结合。她的情感更多的是让位于组织上的服从，但在心理上她却难以接纳父亲，就像父亲难以接纳母亲一样。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新婚之夜，父亲在母亲身上尝到了甜头，于是父亲便乐此不疲了。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这种粗暴，况且，她的内心还没有对父亲的爱。每一次父亲向母亲求爱两人都像打架一样。父亲乘胜追击，母亲层层设障，围剿与反围剿便在那间小小的窑洞中展开了。
后来，母亲渐渐掌握了父亲的短处，那就是每天晚上入睡前，母亲总板起文化辅导员的面孔，教父亲识文断字。一提到识字，父亲顿时蔫了，耷拉下脑袋，低声下气地求母亲说：今晚不学行么？
母亲是万万不会答应的，她铁着声音说：不行，今晚你不把这两个字写出来，休想睡觉。
这时，母亲和父亲的身份彻底颠倒了过来。父亲坐在油灯下愁眉不展，母亲的心情就真的和解放区的天空没有什么差别了。直到夜半，父亲仍没能完全把那两个字记住，他抬起身，“呼”的一声把油灯吹熄了，悄没声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了。借着窑洞外透出的朦胧月光，父亲望着母亲。在学习文化上，他异常自卑。这一夜，他们自然无话。
母亲掌握了父亲的短处，差不多每天晚上，母亲都要折磨父亲一次，这是父亲最致命的要害。白天，父亲还曾雄心勃勃，可一到了晚上，父亲便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在母亲面前，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母亲简直就是他的克星。父亲的新婚，灰暗又别扭。
白天，父母都忙于各自的事情，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有相聚的时间。父亲很怕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那孔属于父母的窑洞里。只要有机会，父亲一定要在外面磨时间，直到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窑洞了，他才蔫头耷脑地走回来。父亲回来时，有时母亲已经睡下了，这是父亲最愿意看到的场面。这时的他会像一名地下党一样，神出鬼没地脱去自己的衣服。然后无声无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没有母亲的折磨，父亲的心情是放松的。很快，父亲便进入了梦乡。
这种相安无事，也是母亲最愿意看到的。可父亲的潜意识却不安分，夜半时分，说不定什么时候，父亲便管不住自己了，又一次粗暴地把母亲压在身下。母亲挣扎两下，终是没能挣脱成功，于是母亲就清晰地说：石光荣，今天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这一声让父亲清醒过来，刚才还豪情万丈的父亲，一下子便中弹似的从母亲身上滚下来，不言不语，理屈词穷地躺下了。
父亲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要摆脱母亲的束缚，只有离开母亲他才能重新树立起男人的豪情壮志，否则，父亲觉得都快把男人的颜面丢尽了。
于是，父亲盼望着快些打仗，只要一打仗，父亲又能找回昔日的自己。千军万马面前，他的眉头都不会皱一皱。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在母亲面前这么自卑，能否认得母亲教的字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父亲觉得这一切仿佛是老天注定的，太邪门了。
父亲没怎么太费周折，就盼来了打仗的日子。胡宗南的队伍向陕北进攻了，于是，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响了。父亲率领自己营的士兵，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保卫延安的战斗中。
母亲在投奔解放区之前，是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学医。战斗一打响，母亲也有了用武之地，母亲被调往战地医院。从此，母亲算是和父亲分开了。
接到战斗任务那一刻，父亲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大步流星地奔回到母亲和他居住的窑洞。母亲已先父亲一步回来收拾行装了。父亲见到母亲，一点也没有分别的愁苦和伤感，他冲母亲眉飞色舞地笑着说：这下我可离开你了。母亲也一脸的灿烂。她投奔解放区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现在她也不用整日和父亲在一起了，终于如愿以偿的可以干她想干的事了。于是，她给父亲留下了一个空前美好的笑容。父亲看到了母亲的笑容，他又一次真正意识到母亲原来长得很美。他想说几句比较柔情的话。毕竟他们这是在分别，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还不好说。但父亲一想起母亲教他文化课那些灰暗的日子，他心里涌动起的那一点柔情立马四散了。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分别，他们谁都没有互道一声珍重，仿佛他们是一对逃出牢笼的小鸟，各自抖着翅膀一下子就飞向了自由的天空。
接着，保卫延安的战斗就打响了。父亲在战斗中又一点一滴地恢复起了男人的信心。
这段时间，父亲几乎没有见过母亲，他也不愿意去想。只要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眼前浮现，父亲一定会想到那些灰暗无比的日子。于是父亲就不再想母亲了。
母亲在后方医院，她和同伴们在一起，一边关注着前线的战事，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她也没有想父亲。母亲是个晚熟的女人，况且她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最主要的一点是，父亲作为男人还没有真正启开母亲爱的心扉，女人心里没有爱便不会去牵挂去想念。夜晚的时候，母亲偶尔回忆起和父亲曾经生活的短暂岁月，她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的只是一点点忧伤，还有一点点伤害。
也就是说，此时的父母谁心里也没装过谁。如果命运有所改变的话，他们的情感历程到此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没有伤害，没有慰藉，什么也没有，他们还是他们。然而，命运却注定他们经过新的一轮分离后，又重新在一起，接着就有了下面新的故事。新的故事既老又新，说不清道不明。
如果说父亲和母亲在革命的岁月中，没有产生一点爱情，那是不真实的。
延安保卫战之后，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视，他一时半会没有能力一口吃掉共产党这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再加上各方面的压力，于是停止了进攻。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父亲在百团大战中光荣负伤了，这也是命运的安排，父亲住进了母亲所在的医院。
在战斗中部队空前地壮大。随着队伍的壮大，后勤队伍也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大小战地医院就有几十个。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那时候牺牲的。
在父亲负伤住进医院之前，父亲和母亲曾见过几次面，只是匆匆相见。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正常，别说他们当时不在一支部队，而是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就是同一支部队能见一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母匆匆相见，他们没有什么语言。不是因为他们觉悟高，把所有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了革命中去，而是因为他们的确没什么可说的。父亲一见到母亲就又勾起了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一见父亲，想到的是父亲可笑的粗暴。他们隔着人群，只是那么匆匆一瞥。在心里几乎没有激起重逢后的喜悦和激动。
这次因为父亲负伤，他们得以再一次重逢。也可以说，他们这次相见，使他们的感情有了质的突破，并有了结晶，
母亲是怀揣各色理想的小知识分子，她的梦想上不着天下着地，色彩斑斓，也实际，也浪漫。她和一群学生结伴来到解放区，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现实多少粉碎了母亲那些过于美好的理想，实际的生活使她清醒了一些。再加上战争的考验和革命的教育，她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不是浪漫，而是流血牺牲。虽然母亲意识到了这些，但她仍无法改变小知识分子的天性，爱幻想，易激动，经常心潮难平的样子。经过一段战争的洗礼，她的爱恶有了些改变，包括对父亲的感情。她明白了什么是最可爱的人，她自从参加革命队伍后，父亲是她交往最深的男人。前方炮声隆隆，枪声阵阵。她看着一个又一个伤员从阵地上被抬下来，她不能不联想到父亲。想念父亲，是不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她把对前方战士的挂念和关怀，都倾注到了父亲的身上。说白了，母亲想像中的父亲经过了母亲的理想化。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母亲虚弱的情感也在改变。
就在这时，母亲在众多伤员中发现了父亲。那次父亲负伤有些虚张声势，他的皮肉多处挂花，却没有伤着筋骨。父亲因失血过多，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待母亲确认出父亲后，她的心里动了一下，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毕竟父亲和她是有些关系的。母亲就是对那些没关系的伤员，动情处，她也会忘记自己医生的身份，躲到无人处，伤心动情地流出几滴眼泪。这就是女人，母亲。
父亲看见了母亲眼里的泪水，他的心也有所动，毕竟他是个健全的人。在前方打仗的间隙里，脑子会冷不丁地冒出母亲。每次打仗前，父亲和所有人一样，把该想的也都想过了。谁知道双方一开火，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呢。战争中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但也恐惧死亡，因为不能避免死亡。过多的死亡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便和一般人有着对死亡不同的理解。一想到死，就会想到今天的生，梳理自己生的时候，就会想到人生的许多遗憾。这么想时，父亲就会出其不意地想到母亲。母亲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他也算得到过女人了。那种感受是活生生的，挥之不去，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母亲让他有过灰暗的日子，但也有刻骨铭心的时刻。
父亲看见了母亲还有母亲脸上的眼泪，父亲就说：操，咱们又见面了。父亲说这话时，是有着许多感慨的。
那些日子，父亲成为了母亲众多伤员中的一位，现在他们的位置又一次得到了改变。母亲是医生，父亲是伤员。
母亲照料父亲时就比平时多了些关怀、体贴。这使父亲对母亲的看法得到了空前的改变，父亲就想：这小杜要是不教文化，还是挺漂亮的。父亲把可爱归结到了漂亮这一点上。
不学文化时的父亲，在母亲的眼里也不那么愚顽了。作为男人的父亲，此时的刚强和自尊又一次得到了展现，这种展现，让母亲有所心动。
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时，一次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进行全面休整。父亲也就不急于出院了。伤员不再增加，母亲偶得空闲时，她总要在父亲的病床前站一站，摸摸这，看看那。
父亲有一次就感慨地说：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些字该多好哇。
这话说得母亲一愣，待她明白过来，她只在心里轻吸了一声。这就是她眼中的父亲，有时愚顽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父亲能起来了，他可以拖着腿走来走去了。那个季节正是春天，处在山沟里的野战医院四周的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山花。父亲鬼使神差的跑到山坡上，采回了一大堆红灿灿的花儿来。他把这些花一直抱到母亲面前，他说：给你的。
母亲没料到父亲竟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绯红了脸，有些手足无措地接过了父亲递给她的野花，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有情致，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怀抱鲜花打动了母亲那颗芳心。当时母亲又羞又嗔地望了父亲一眼，接过鲜花，低着头就匆匆走了。
父亲望着母亲的背影，他的身子呼地一下热了起来。
这一次，父亲和母亲在战争间隙里有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团聚。也就是在这一次，母亲接纳了父亲。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婚，父亲也领略到了真正的母亲。
就是这一次短暂的相聚，母亲怀孕了。不久，她就生下了老大——权。
年老的父母回想起往事，他们才意识到那是他们一生中情感世界里几个亮点之一。
随着环境的改变，母亲也像普通女人一样，学会了等待。因为权的出生使父亲和母亲有了一个无形的纽带。这种纽带一直把他们系在一起。
于是就演绎出了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权的出世，使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有别于父亲。战争年代的父亲，他更像一条没有了码头的船，在风浪中飘摇着。母亲以及权只是他梦中的一个影子，只有在梦里他们偶尔才能出现。
母亲却不同了，权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她看到权，她就会想起父亲，想起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以及种种责任。好在母亲在后方医院，不需要她亲自去打仗，但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作战部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于是，年纪尚小的权和部队一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权出生时，父亲自然不在母亲身旁，那时他正在太行山一带和鬼子进行游击战。不久，日本鬼子投降了，父亲的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开到了东北。
母亲所在的医院虽然也来到东北，但她却无法见到父亲。父亲的部队正在营口一带和蒋介石的部队进进退退地进行着拉锯战。
在辽沈战役前夕，父亲和母亲终于见面了。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长春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时解放军已经把长春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住了，父亲的部队就驻扎在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天，母亲的医院途经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村，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在分别五年后，又一次重逢了。在这之前，他们有几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但阴差阳错他们一直没能见面。
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在长春郊外的村庄里见面那一年，权已经五岁了。那天晚上，父亲亲自把母亲和权接到了自己的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就是三间民房。一间是父亲睡觉的宿舍，另一间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还有一间是厨房。一直到现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仍保留着这种典型的房屋结构。那一年，父亲当上了团长。父亲和母亲见面并没有什么话可说，部队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共同的事。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母亲毕竟是女人，她刚见到父亲那一瞬，有一点点激动。不管怎么说，这五年里，她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父亲。这完全是权的功劳，因为权的存在，使母亲无法忘记父亲。但她一看父亲的神态，那种永远无法退却的顽态，又使母亲那一点点感动也消失了。
父亲没对母亲说什么，却对母亲身旁的权说：这是我的儿子吧。来，让爸抱抱。
权不理父亲这个情，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说：你是我的儿子！
权不是心血来潮这么说话。战争年代的部队还谈不上文明，经常有伤员和母亲的同事逗权说：权，我是你爸爸。权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他爸爸，渐渐地他学会了反抗。别人再这么说时，他也说：你是我儿子。
权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亲爹，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反抗着父亲。这种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父亲先是怔了一下，马上就哈哈大笑道：好，这小兔崽子真是我儿子。
权这时就真的很敌意地望着父亲了，此时他站在父亲面前，不是兔崽子，而是活脱脱的一个狼崽子。那架势随时准备上前和父亲撕扯一番。
父亲接母亲和权去他那里的一路上，父亲几次想把权抱在自己的怀里，都被权愤怒地挣脱了。一路上，权一直愤怒、警惕地望着父亲。父亲无奈，大度地笑一笑，也就随权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那天晚上，自然是父亲和母亲还有权一起睡在一个炕上。在权没有睡着之前，权说死说活也不让父亲上炕。父亲没有办法，吹熄了灯，只能在暗影里坐着。后来权睡着了，父亲才宽衣解带摸到母亲身边。
父亲五年没见到母亲，当时父亲急如火煎的样子可想而知。正在父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和母亲送到极乐世界里的时候，这时悲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父母都很投入，谁也没有想到权会在这时醒来，而且爬了起来，愤怒地扑向父亲……
在以后出生的几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老大权。在权的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后来权也当兵入伍。在当上连长不久，珍宝岛自卫战打响，权所在的部队上了前线。结果权牺牲在了那个冬季。
父亲得知权牺牲后，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站在办公桌前面，默默地凝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他只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你真是我儿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战争中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平静的一段夫妻岁月。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解放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也取得了胜利。在一连串的战争间隙里，父母同心协力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是林、晶、海。晶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些孩子都是在战争中呱呱落地，父亲在战争的间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抗美援朝结束后，战争就真的结束了。成了首长的父亲从朝鲜归来，便在一个北方城市落脚生根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家。家自然坐落在部队营院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在院落的一隅又僻出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清一色是日式建筑，灰色的水泥建筑，这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遗物。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建筑，最后竟落到敌人手里。这些建筑异常的坚固，有点像日本人的炮楼。父亲一直在这里住到离休，那幢小楼仍风雨不透。父亲曾对着这幢小楼感叹：这小崽子真他妈的……父亲不知是感叹日本人，还是感叹日本人的建筑。
总之，父亲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家——一幢日式小楼。楼不大，楼下有七八间房，这对父亲来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他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仗的准备，没想到这么快战争就结束了。于是他拥有了这个风雨不透的家，家里面住着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一下子安定下来，打惯仗的父亲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他第一次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竟不知如何是好，站起坐下，坐下又站起，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才合适。以前他从没有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过，如果说是有一间房子的话，那就是他的指挥部。不管是战前，还是战斗中，指挥部里总是热闹非凡。作战参谋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墙上桌子上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作战地图。父亲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他才显得游刃有余，心里才踏实。此时的父亲真的无所适从了。参谋人员也偶有进出，电话铃声也时而响起，这一切，远没了战争中那种紧张和忙碌。
无所适从的父亲，渐渐觉得气不那么顺了。部队面临着重新建设，各种计划和设想纷纷诞生。于是参谋秘书们不停歇地往他的案头投送各种材料和报表。父亲对那些文字天生的反感，有不少不了解父亲的下级，把那些材料恭敬地放在父亲案头，说一声：首长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父亲就火了，他拍着桌子吼道：我是睁眼瞎，你们难道也是？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管个屁用，它们又不会说话。
于是秘书就承担起了给父亲念文件的任务，每份文件都由秘书先念给父亲听，再由父亲拍板定夺。父亲有时也不定夺，他听着那些文件，越听越有气，然后就打断秘书道：别念了！这么点小事也啰哩巴嗦地写这么长的文件，底下那帮人是干啥吃的。他们啥事也不做主，都让我拿主意。还让不让人活了！
秘书听了父亲的话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小声解释：首长，这是程序。
父亲不管那么多程序不程序的，他觉得只有战争那才关系到成败。和平年代，哪个师多了什么编制，哪个军少个师长，这都不算啥大事。
有时父亲听秘书给自己念文件，念着念着父亲在那叨叨声中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而且打起了鼾。秘书便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那么难受地手捧文件站在那里，直到父亲醒来，秘书再接再厉地念下去。
父亲被和平生活这些毫无头绪的琐事搞得心情烦乱。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下班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仍得不到缓解。
老大权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还在幼儿园。他们吵吵闹闹，楼上楼下蹿来跳去。母亲那时在一家部队医院里任职。她已经不当医生了，当上了一级领导，上班下班的，也有很多大事小情等着她去做，这些孩子她基本上也没有精力去照管。在战争年代，孩子们有保育员，和平年代了，他们不是上学就是幼儿园，只有晚上才回到家里。
下班后的母亲，还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孩子基本上就处于自由化状态。因为对父亲感情生疏，父亲出来进去的，他们根本没把父亲当回事，该吵就吵，该闹就闹。
父亲回到家，楼上呆一会儿，楼下又呆一会儿，他不管呆在哪里都得不到清静。白天秘书已在他的耳边叨叨了一天，此时的父亲耳畔仿佛有几架敌机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大叫一声：你们都给我住嘴！
孩子们突然遇到呵斥一时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轰的一声又跑到了楼下。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该干啥还干啥。连续几次之后，在这期间，母亲也抽空从厨房里走出来制止过孩子们的这种胡作非为，可是只消停一会儿。父亲忍无可忍，扑向了孩子们，就像扑向了敌群，劈头盖脑地把几个孩子都揍了一遍。这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没有止住孩子们的闹，还引来了他们集体的大哭。
这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她一个接一个地哄劝孩子们，让他们都停止了哭，坐到饭桌前。父母也坐到了饭桌前，父亲早就没有了食欲。他吃什么都索然无味，于是，他就把火气发在家里唯一的明白人——母亲身上。他冲着一桌子的饭菜说：这哪里是吃饭，简直就是猪食。
父亲说完狠狠放下碗，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母亲做菜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母亲是学生出身，战争年代都吃食堂，那时也不可能讲究，有吃的能吃饱就不容易了。冷不丁自己做起了饭菜，质量上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的讲究。其实，父亲也不是挑肥拣瘦的人，啥苦他没吃过，在朝鲜，一把雪一口炒面他也过来了，此时他发火完全是他的心情所致。
父亲这样，母亲自然也不高兴。见父亲摔了碗，她也没心思吃饭了，眼里含了泪，径直找到父亲说：我做饭就这个水平，要想好吃，有本事你自己做。
母亲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也算从小参加革命，什么场面她也算都见过了，她没法忍受父亲这一套。她才不管父亲是不是首长呢，那是在外人眼里的首长。
父亲不再提伙食的问题了，他又说起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最后父亲竟恶毒地说：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一时气得脸色苍白。
父亲说完一摔门就走了。
从那以后，父亲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每天，父亲去干部灶排队买饭时，总有一些机关年轻干部冲父亲投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父亲于是瓮声瓮气地说：看啥看，快吃你们的饭。这些年轻干部便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了。在这支部队里，父亲的名声和他的职务一样，让下级们望而生畏。
这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父亲眼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还不适应这个家。父亲过惯了南征北战的日子。那时部队就是家。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觉得伤心委屈。这么多年来，父亲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父亲让母亲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然后他拍一拍屁股去南征北战了。然而母亲却无法躲开这种现实，她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这几个孩子。四个孩子让母亲费尽了心思，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现在条件好了，父亲又嫌弃这个家了，这使母亲伤心不已。母亲那时就想，父亲走就走，不回来才好呢。
父亲离家出走，吃住在部队里，不久便被各阶层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觉得这是个大事，老石家里出了这么大事，那就是部队的大事。于是分管政治的老冯找到了父亲。老冯和父亲搭班子已经很久了，父亲一直抓军事，老冯抓政治。老冯戴眼镜，一脸的知识分子气。老冯的确有水平，经常捧着马恩列的著作看。父亲看不惯他这一点，曾说：老冯你看这些有用，又不管打仗，又不管吃喝。在父亲眼里，看书就是瞎耽误功夫。因为老冯读了很多书，在指挥打仗时就不管用，部队打仗都靠父亲指挥拿主意。因此，父亲不太把老冯当回事。现在不打仗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冯一会儿一个方针，一会儿一个政策，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老冯自己的还是上级的。总之，搞得父亲不明不白。索性，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父亲理都不理，他只管队伍的建设和训练，父亲认为以后打仗这些都用得上。
老冯找到父亲就说：老石呀，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这样？
父亲这人处事历来不拐什么弯，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他就说：家里太乱，不是人呆的地方。
于是父亲就把家里鸡鸣狗跳墙的景象说了说，他又补充道：像咱们这样的人，就不该有啥家。
老冯推一推鼻子上的眼镜，深刻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
那时的部队刚稳定不久，后勤保障工作还没有确定下来，一切还都显得没有头绪。但老冯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看待“家”。
不久，在老冯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成立了全托幼儿园。父亲的四个孩子，除老大权之外，都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这使得一批像父母这样的双军人，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中。
在一派大好形势下，父亲在老冯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半推半就地回到了那幢二层小楼里。没有了孩子的家，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和日丽。只有老大权进进出出，权已经上小学了，况且权天生早熟，他很少说话，没事就盯着某一个地方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权的存在一点也不影响父亲。
父亲的怨气得到平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嘴脸，她越想越觉得委屈，然后就独自生气。一天到晚，不管父亲说什么，她就是不理父亲。
父亲的情绪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就有了过剩的精力。每天晚上，他和母亲躺在床上，他就又有了求欢的要求。母亲显得极冷漠，她严严实实地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不管父亲如何挑衅，她总是无动于衷。父亲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动手去扒母亲裹在身上的被子。母亲就大声地说：你住手，我不想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我怕再生个孩子，没人管。
这句话说到了父亲的软处，一下子他就软了，吸了口气，翻过身并不舒畅地睡去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最后还是母亲妥协了，毕竟他们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在后来的岁月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使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
父亲不仅一生没有得到母亲的真爱，他甚至也没有做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几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旁。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这些孩子们一直对他敬而远之。他也没有兴趣走近孩子们。但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面前，他却武断专行。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从中学毕业了，又一个又一个地被他送去参军了。在父亲的眼里，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甚至连孩子们的意见都不征求，因为他是孩子们的爹，他是部队的首长，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因此，孩子们对父亲的感情很疏远，没有一个孩子和他说过真实想法。父亲这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做法，使晚年的父亲尝到了孤独的苦果。
那些日子，虽然父亲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了解。白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晚才回到家里。权有时放学之后，直接去找母亲，母亲带着权吃食堂，父亲更乐于这样，他真的吃不惯母亲的饭菜。况且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父亲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部队的建设管理上。天黑了好久，父亲才回家。大部分时候，母亲已经睡下了。有时母亲和权睡在一起，有时就睡在父母自己那间卧室里。不管母亲睡在哪，父亲从不计较什么。他觉得这种毫不相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在他的理想里，这大约就是最好的模式。
父母自从在延安被组织介绍结合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觉得有了自己各自的工作就什么都有了。况且，现实，又无法让他们各自警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他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父母直到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直到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生活中的两类人。
母亲是学医的出身，洁净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不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和平生活，她都如此。这一点和父亲的习惯却大相径庭。父亲从小到大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一点是母亲无法忍受的。父亲不论干什么，不管自己有事还是没事，他总是显得匆匆忙忙。每当吃饭前，父亲总要走进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的父亲，从来就不洗手，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碗或抓起馒头。母亲为了父亲这种不良习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父亲就是无法改变。父亲每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母亲就皱眉头。父亲的样子，使母亲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见母亲仍没动静，便抬头看母亲，见母亲那副难受的样子，这才想起什么似的。放下馒头，走到水龙头前，粗枝大叶地冲了冲手。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我手又没摸啥，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便没了食欲，草草地吃上几口。便没滋没味地收拾桌子。父亲并没把母亲的不快放在心上，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这种状况，时间长了，母亲无法忍受。便在每次吃饭前，把饭菜单独为父亲盛出米，放在一旁。当父亲来到桌前，看到这副景象，就长长叹口气说：你做医生做出毛病了。我的手又没摸屎，有啥不干净的。
叹完气的父亲就去草率地洗手。从那以后，父亲也条件反射地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说是洗手，其实就是为遮人耳目地在水龙头前意思意思。水龙头放到最大，伸出手光碰了碰手指。香皂是用不着的，他认为那纯属多余，于是每次都那么意思一下，也算是讲究卫生了。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从父亲身上明白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想改变一个人比登天还难。
父亲不仅不洗手，他还没有刷牙的习惯。牙具是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每天早晨，他总是例行公事地把牙刷弄湿，在嘴里搅一搅，就算是刷牙了，晚上睡觉前这样的例行之事也免掉了。
更让母亲无法忍受的是父亲还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时一个月也不见父亲洗一回澡。男人汗馊味经常在父亲身上弥漫。每天睡觉的时候，母亲都把自己的身体移到床的边沿，她努力地使自己和父亲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毕竟有限，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臭气熏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求求你了，洗一回澡吧。
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咋了，两个月前我刚洗过。打仗那会儿，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回澡，我活得照样很好。
母亲知道说这些话，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母亲便无奈地叹气。每天睡觉前，母亲总要在卧室里点燃一支印度香，那时还很少有香水。
父亲对母亲这一切总是粗心大意，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母亲的情绪和变化。在父亲的眼里，母亲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父亲同时也看不惯母亲那一套。除了生活上他们的不习惯以外，还有母亲经常叹气，要么母亲就经常脸色苍白地望着某一个地方发呆。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发现母亲这些，那时要发现了，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和母亲结婚。
在父亲的心目中，女人就应该风风火火，大着嗓门说话，手脚麻利，脸色永远像天空中的朝阳，这才是健康的女人。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眼里显然不够标准。他甚至一直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母亲便再也没有气力起床了。父亲在心里把母亲怜惜了。
每次母亲让父亲洗手、刷牙时，父亲就找到了反击的理由，他说：我这样没病没灾的用不着洗手、刷牙，只有有毛病的人才那么穷讲究。
他的话噎得母亲半晌回不过神来。
母亲有晚上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母亲读书时，父亲就躺下了。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脑袋一挨枕头便能睡着。睡着的父亲仍然很不讲卫生，不是咬牙就是放屁。有时，父亲都睡醒一觉了，睁开眼睛见母亲仍在看书，就长叹一声说：你累不累呀。这么说完，翻个身又睡去。
母亲有时放下书，望着身边的父亲。望着望着，她经常吓出一身冷汗。她觉得父亲是那么的陌生，她就和这个陌生的人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想到这，就真的睡不着了。她还在涉世未深时就嫁给了父亲，那时，她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丈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与父亲的结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于是母亲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冰冷伤心的泪水洒在无依无靠的黑夜里。
父亲对四个孩子，没有费过什么心思，却费了不少力气。他的力气都用在了暴打孩子上。
四个孩子相继地上了学。母亲那时也忙，没有过多的精力教育孩子们。四个孩子继承了父亲身上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胆量，他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经常在外面打架，每次打完，老师总要把电话打到家里向父亲告状。父亲觉得让老师把状告到家里很没面子，便不问青红皂白，抓过来就打。一时间，孩子们的惨叫声从楼上传到楼下。父亲一边打孩子一边问：你服不服？孩子就答：服了。父亲又问：你还打不打架了？孩子又答：再也不打了。父亲仍不解气，又用力猛打几下，才住了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隔几日，又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于是，楼外路过的人总是隔三差五的能看到父亲跃马扬鞭暴打孩子的身影。父亲痛打孩子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打起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有时母亲看不过去，冲过来，夺下父亲手中的家什说：孩子又不是野种，打成这样你不心疼？
父亲正在气头上，声音很大地说：这帮小兔崽子，不打不成才。
母亲就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几次，最小的海一边哭一边冲母亲说：妈，你把我们领走吧。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她哽咽着说：你们就当没有他这个父亲吧。
孩子们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但在心里流露出的是对父亲的仇视。
每天父亲回来，原来还有说有笑的孩子们，立马没了声息。他们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父亲的存在，使他们感到窒息。
母亲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让她看不到一点生活的曙光。她没有体会到爱和被爱，生活自然也缺滋少味，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也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日子死水一潭。
就在这时，母亲意外地和师兄重逢了。那年，母亲投奔延安的时候，他们一起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其中就有这位师兄。师兄比母亲高一届，在南方那座城市的医学院里，母亲并不熟悉师兄。是延安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那次，他们一行五人，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百团大战前夕，他们被编入了不同的医院，后来，他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部队调动频繁，合合分分的是家常便饭，于是，母亲就和师兄失去了联系。
这次师兄带着一些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医院取经学习，他们就这样意外的重逢了。
母亲见到师兄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师兄还是老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永远地挂着微笑，他显然也认出了母亲。直到他的手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母亲才知道，这不是梦。十几年前的种种经历又雷鸣电闪地涌到了母亲面前。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师兄这只手不知拉过她多少次，师兄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和有力。那时的师兄也总是面带微笑。不论他们是迷路，还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时，只要师兄的手拉住母亲的手，母亲觉得眼前的困难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师兄这双奇特的手，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母亲最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青年被编在一个干训队里学习。师兄住的那孔窑洞，就在母亲窑洞的上面，母亲每天走出窑洞。一抬头，就能看到师兄正冲她点头微笑。她那时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要一见到师兄的身影，她就快乐无比。
他们一起开过荒种过地，又一起学过纺织，延安的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他的歌声和欢笑。只要有师兄在，母亲就少不了欢笑。有时，母亲一天见不到师兄的身影，她的心里就会空空落落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有许多傍晚，她和师兄顺着延河，背对着夕阳一起散步。他们谈着理想以及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夕阳在他们眼里无限美好，滔滔的河水，仿佛是他们涓涓流淌的话语。他们就这么走呀说呀，天色渐晚了，有了一丝一缕的凉气。师兄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兄的体温，以及师兄的气味。后来，他们就往回走了，过一个土坝，师兄又伸出了他那温暖的手，牵着母亲走过土坝，一直走到母亲窑洞前。在微弱的光线里，师兄冲母亲温暖地笑笑，接过母亲还给他的衣服，冲母亲挥一挥手，一步步地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这一切，都成为了母亲遥远如梦境一样的回忆。
许多年过去了，偶尔，母亲仍能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仅仅是回忆而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后来母亲的神经都麻木了，她不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只能让她痛楚。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和父亲成婚那天，师兄一个人坐在一个土坝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知道师兄想的是什么。在这之前，组织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父亲结婚。她曾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师兄。那时，师兄什么也没说，只冲她苦笑了一下。半晌师兄才说：有可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母亲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全部热情，才和父亲结婚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我真的是彻底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那一次，师兄的卫生交流团，在母亲所在的医院住了三天。他们除了交流工作之外，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母亲从师兄那里了解到，师兄早已结婚生子了，师兄的爱人是人民教师。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也就是说，师兄已经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后来师兄就走了，他仍是微笑着和母亲挥手告别。这一段不经意的插曲，却使母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许久之后，师兄的音容笑貌仍在母亲的心里不断浮现。每当她走回现实中的家，有许多次她幻想着是师兄的身影站在家门前迎接着她，冲她微笑，冲她招手。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她看到的是，父亲那张永无笑容的面孔。父亲大声地在厕所里小便，解完后他仍然不会去拉水箱，任由厕所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传播扩散。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师兄的出现，给母亲无奈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幻想。然而这份幻想，又常常让她感到痛苦。
在生活中，她经常把父亲幻想成师兄。要是父亲就是师兄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他们会有许多话要说，工作上的争论，生活上的畅想。夜深人静了，孩子们都睡去了，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书学习。然后会为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争论几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现实中的父亲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母亲的幻想。匆匆走进家门的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走到餐桌前，屁股似乎还没有坐稳，一顿饭差不多就吃完了。父亲吃饭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而又有节奏。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吃完饭的父亲又急三火四地走进厕所，尿出一泡热气腾腾的尿，然后不洗手不洗脸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美苏两令超级大国这样或那样，国内又是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等。父亲读不懂报纸，听收音机成为了他信息的主要来源。于是父亲总是要雷打不动地听收音机。他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诸多大事。
听完收音机的父亲就精神很好地说：要备战了。操心完国际国内诸多大事后，父亲就困了。他照例不洗脸不洗脚地倒头便睡，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响亮的鼾声。母亲躺在床上一边读书一边想，要是身旁躺的是师兄会如何呢？
有时母亲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这些变化，父亲自然无从察觉。在父亲眼里，母亲也简直是一身毛病。母亲爱干净这一点就让父亲无法忍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他见到的母亲总是在洗洗涮涮，并且总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父亲回到家里脚没处放手没地搁，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因此，父亲一回到家里，心里就很不踏实。
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们出门进门时总要向母亲问好或打招呼，在父亲眼里这都是多此一举。还有的就是，进门也学他们母亲的样子，“哗哗啦啦”地拧开水龙头洗手，然后悄无声息地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四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们不再打闹了）。这反弄得父亲无所适从，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四个孩子的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液。
最让父亲无法忍受的是，孩子们越来越像他们的母亲了，没事总爱想心事，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还一次次地叹息，这种样子和他们的母亲如出一辙。有许多时候，孩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母亲嘀嘀咕咕，没完没了，有时也有说有笑的。只要他一出现，他们顿时没了话语。父亲觉得孩子们没和他们的母亲学出什么好来，简直是一群叛徒。
因此，父亲在家里总是孤家寡人的，他就显得比较孤独，他就很反感家里的这种氛围。于是，父亲很热衷搞“拉练”。只有部队到农村、山区搞野营拉练，他才感受到什么是轻松和自由。
那一次，父亲的部队来到了河北农村。这时他想起了在朝鲜一位营长的遗言。那位营长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前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师长，我只求你一件事。回国后你去我家替我看看老婆孩子。父亲当时眼含热泪答应了。回国后，父亲很忙，又被家里外面许多烦人的事所纠缠，他一直没有时间兑现烈士的遗言。这次他来到了河北，他马上就想到了那位烈士的遗言。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想到多年前的允诺，他便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叫来自己的司机和警卫员，向那位烈士的家乡进发了。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烈士的妻子。那女人听说自己丈夫的部队来人了，隆重而又热烈地把父亲迎进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三间土房，猪呀，鸡呀，狗的大模大样地在院子和房间里走来走去。女人见到父亲时，正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劳动，她用粘满泥巴的手亲自为父亲摘了几根黄瓜，女人又同样热情地把黄瓜在自己的衣襟上擦了擦。父亲接过来，毫不犹豫地就放进了自己的口中。
父亲对这一切都感到亲切和自然，当他坐到女人的土炕上，直到这时他才找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就跟到了自己家里那样地和女人说起了家长里短。他从女人的谈话中，得知女人一直没有再找男人，她自己领着孩子过日子，这一点很是让父亲感动。当然他们也都说到了那位烈士，因年代的久远，女人对这种悲伤已经淡漠了。她的情绪只低落了一会儿，便马上又眉开眼笑了。她大着声音，一边很响地朝地中央吐痰一边和父亲说笑，父亲自然也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乡村的感受，女人的做派，又把他带回到遥远的童年。
女人自然热情地挽留父亲一起吃了饭再走，父亲感觉已经到家了，他也就不再客气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又细心地为父亲烫了一壶当地的老白干。父亲坐在土炕上，喝一口白干酒，吃一口带着泥土芬芳的女人炒出的菜，他心里热了一遍又一遍。那一次，父亲破天荒地喝多了，最后，他脚高脚低地和满面红光的女人挥手道别。直到他坐进轿车里，他才意识到，他需要的是怎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家。
从那以后，父亲每年要找这种或那样的借口到河北农村走上一趟，坐在女人的土炕上，喝一回儿老白干，他才心满意足。
有时，他望着母亲苦闷地想，要是自己的女人是那个河北女人该多好哇。他这么一想，愈发地觉得母亲一身的“毛病”让他无法忍受了。
在家里，父亲有时一连十几天也不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交谈的。有许多次，父亲在梦中又去了河北农村，他在梦里一边喝白干酒，一边和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人说家常，那是一副多么美妙动人的景象呀。每次，父亲从梦中醒来，他都要失魂落魄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进城后职务造成环境的变化，仍没能改变父亲的心性，他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植根到了他的生命中。环境无法改变他，他也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于是，父亲只能在矛盾、困惑中痛苦。
父亲却异常热爱军人这一职业。他从十几岁就走进了队伍，打打杀杀，拼拼争争。当初，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终于过上了这种太平日子。然而，父亲又感到莫名的失落，没有战争的日子，对父亲来讲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好在那时部队经常备战，用备战的形势来防备“美苏”两霸的侵略。于是，父亲身体里那根战争之弦就那么绷着，他相信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父亲对战争这种常备不懈的信念，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大支柱。否则，生活中的不幸就会把他压垮。
父亲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战争，他却等来了自己的更年期。更年期过早地降临到不幸的父亲身上。那时，父亲刚五十出头，这和他常年得不到舒展的心情有关。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脾气暴躁，极易激动，也爱发火，哭哭笑笑，喜怒无常。他对自己性情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母亲也没有心理准备。许多年以后，母亲才发现那几年正是父亲的更年期。父亲把自己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母亲，那就是他看母亲什么都不顺眼。
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着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更年期导致父亲的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他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来说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觉得什么都没有什么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都使对方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是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做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开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么？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制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视机实在是吵得很。过一会儿，他也把电视关上了。
父亲、母亲在这种无声的对抗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又没多久，父亲离休了。又没多久，母亲也离休了。
没几日，父亲母亲离开了部队大院，住进了干休所。干休所也是二层小楼，不是青灰的水泥楼，而是红砖楼。父母居住的格局仍没得到改变，母亲仍住楼上，父亲住在楼下。
父亲离休后，头些日子他总是无所事事的样子，背着手叼着烟楼前楼后地转悠。早些进驻干休所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群落，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拳，要么就是练各种各样的气功。父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很快地便有了自己的爱好。
他先是在楼前的空地上，翻出了一块地，又让当年牺牲的那位营长的儿子，从老家河北农村带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种子。昔日战友的儿子，早被父亲安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于是，父亲便在楼前种出了茄子、辣椒、西红柿。没多久，它们便在父亲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了。
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片茁壮的菜苗前驻足观望。仿佛是在视察自己的部队，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满足和陶醉。
父亲另一大爱好就是迷恋上了足球，及一切以集体形式比赛的体育节目。父亲最喜欢的还是足球这一形式，他尤其喜欢中国与外国的比赛。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两眼发亮，精神亢奋，不停地吸烟，喝水。然后不停地跑进卫生间很响地小解。父亲耳朵已经有些背了，他每次看体育比赛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大。背景观众嘈杂的助威声他一定要听到。双方各十一名队员，往返着在球场上奔跑。父亲有时高兴，有时懊恼。他还不停地拍腿，每场球看下来，父亲的大腿，总会红肿一块。
如果中国队赢了，他会一连高兴好几天。若是输了，父亲就会很生气。他骂那些队员无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冯政委也离休了，仍经常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看球时，他也会乐呵呵地陪父亲看上一会儿。老冯不像父亲，不管中国队是赢是输，他都是那个样子，看到急成那样的父亲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父亲就说：狗屁！然后就拉着老冯的胳膊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咱那时怕过谁，小日本咱们也打过，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大鼻子咱也把他们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嗯，你说怕过谁？
父亲说到这就一脸忧虑地说：这帮年轻人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韩国人算个屁呀，打他们不是小菜一碟，你说说。
老冯不说，笑一笑，就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中国足球队很是不让父亲省心，经常弄得父亲很不痛快。父亲不痛快的时候，就走到楼外那片菜地旁，看着那些硕果累累的茄子、辣椒们，父亲的心情渐渐就开朗了。
母亲一如既往地不和父亲有什么往来，她仍然不停地读书、看报。母亲离休后，仍作为专家在医院里返聘着，每逢一、三、五上午，母亲仍到医院里去坐诊。因此，母亲很充实。她从来不对父亲那些茄子、辣椒感兴趣。
父亲经常要为那些菜施肥。父亲自然不用化肥，父亲在电视里已经知道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得癌。父亲专门买了两只水桶，隔三差五的就去部队营区的公共厕所里打捞大粪，然后臭烘烘地挑回来。昔日的下级们看到父亲挑大粪，总是于心不忍的样子，要帮父亲挑，父亲坚决地拒绝。父亲把小楼周围环境搞得极其恶劣，母亲在家时总是门窗紧闭，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地喷洒空气清新剂。
母亲经过楼下时，总是用手捂了鼻子，快步走过，然后冷冷地扔下一句：土包子。
父亲自然是听到了。他不屑地瞅着母亲的背影说：臭知识分子，有啥呀？一身的毛病。
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流眼泪。那一阵子，母亲迷恋上了港台剧，故事里面的男欢女爱一波三折、揪着母亲的心。看到动情处，就触景生情，小姑娘似的哭。有几次，父亲在楼下都听到母亲的哭声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便蹑手蹑脚地上了一次楼。看见母亲正冲着电视在哭泣，父亲明白了，又原路返回。回到楼下，父亲气哼哼地说：神经病。
他们年纪大了，都离休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对方的“恶劣”行径，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相互看一眼都觉得闹心。
又有一次，母亲经过楼下。她正准备走过去时，父亲说话了。父亲说：哎，我看咱们还是离了吧。离了就一了百了了。
母亲站住脚，认真地看了眼父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母坐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次离婚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在职了，就是离婚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其二是，现在离婚的政策放宽了，不用惊动法院，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能把手续办下来。其三是，两人觉得，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
又一个周末，父亲给孩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有事找他们商量。于是，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那时老大权已经早就牺牲在珍宝岛了。这三个孩子也都不年轻了，他们都到了中年。
那天父亲就郑重其事地说：我要跟你们的妈离婚。
孩子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其实现在父母这个样子和离婚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父亲见孩子们没什么反应，就又说：这房子是我和你们妈的，离婚后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我们也都这么大岁数人了，离了之后也不会再给你们找后妈后爹了。你们看咋样？
孩子们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就是给他们找后妈后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个孩子从小的情感就倾向母亲，觉得他们的母亲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母亲早就该解脱了。于是，全家对这一决定一致通过。
手续很简单。由干休所分别给父母开具一张证明，择个日子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可以了。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老冯还是知道了父母又一次离婚的消息。他又一次找到了父母亲很痛心地冲父母说：你们这样不挺好吗，干吗非得离呢？
父母不再和老冯多说什么了，他们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
父母离婚的消息还是在干休所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在外人看来还是老样子，但他们觉得自己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究竟为什么轻松，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双方相互看着不那么难受了。
逢星期一、三、五的早晨，母亲穿戴整齐地去医院上班，父亲在楼下看到了，便和母亲打招呼，去坐诊呢？
母亲一边捂鼻子一边点点头。
父亲就说：臭着你了，真过意不去。
母亲透口气说：没什么，你忙你的。
父亲便望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
父亲再看球赛时，见母亲坐在阳台上看书的身影，便关小了音量。
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主动走下楼来，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都要把父亲的床单被罩收走，拿到楼上去洗。父亲便不好意思地说：又麻烦你了。
母亲不说什么，表情明显地柔和了。
在这之前，父亲的被褥总是自己洗，好在他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晚上睡觉前，母亲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冲父亲说：晚上就把空调关了吧，别受了凉。
父亲有时听母亲劝说，有时不听。但不管怎样，父亲一点也不对母亲的这种劝慰反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端着一两个炒好的菜送给父亲说：老石，你尝尝我做的菜。
父亲也不推拒，他就尝了尝母亲的手艺。他觉得母亲的菜也不那么难吃了。
父亲也有礼尚往来的时候。他摘了一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送给母亲说：老杜，你尝尝我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
母亲也不推拒父亲的这种礼让，她很愉快地接纳了。
周末的时候，有时孩子们到干休所来看望他们，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又有说有笑了。
其中一个孩子就打趣道：你们还是离婚好。
父母听了，两人都怔一怔。
有时几周孩子们也没来，一到周末，母亲就走到楼下像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该来了。
父亲也说：就是，他们该来了。
然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向窗外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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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艰难的中国革命，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出现了转机。有一批又一批向往革命，向往光明的青年学生，怀揣对革命的向往汇集到了宝塔山下。
那时，延安的天空在革命青年眼中是那么晴朗，汩汩流动的延河水是那么清澈。母亲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感召下，热血沸腾地来到了延安，来到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她抛弃了城市，告别了父母，她要为理想献出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也是在这种热忱下与父亲结了婚。
父亲和母亲大相径庭，父亲在参加革命前不知道何谓革命。年老时的父亲，曾心情复杂地给自己做过总结。他说：当年我参加革命是瞎猫撞上了死老鼠。
我们都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含意。父亲是在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参加了红军的。那时父亲饿得眼冒金星，两眼发蓝，只要谁给他一口吃的，就是他的亲爹亲娘，结果那天他的眼前出现了红军队伍，他连想都没想便走进了革命队伍。如果那一天父亲的眼前经过一支别的什么队伍，他也是不是会想也不想地走过去？当然，结果或许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父亲参加红军那一年，父亲家乡大旱，方圆百里颗粒无收，逃荒的人成群结队。在逃荒的队伍中，走着父亲一家老小。后来父亲就和一家人走散了。那时，父亲一连十几天没有吃到一顿像样的饭了，父亲觉得自己就快死了。结果就在那时，父亲看到了亲人红军。
随后父亲的历史便和中国革命史严丝合缝地重叠在一起。父亲的历史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
革命根据地井冈山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父亲就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围剿下来，父亲不仅大难不死，反而身体越来越茁壮了。在红军队伍中，虽然也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和父亲以前逃荒的日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父亲在一次又一次反围剿中，不仅长高了身体，还当上了一名连长。那时红军部队人员流动非常大，一个战役下来，马上就缩编，休整一些日子又扩编。打了几仗之后，父亲也算是个老兵了。于是父亲就在缩缩扩扩中，当上了连长。
父亲一点也没把自己能当上连长当回事。因为那时，连长、营长什么的一点也不比那些士兵强。还操心，不管是打仗还是撤退，当官的一定要走到当兵的前面和后面。说是一个连，其实有时才十几个人，多的时候也不过有几十个人。
打打藏藏，躲躲跑跑，父亲觉得也没什么，这种日子和玩一场游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怎么着也算能吃饱肚子。父亲那时的革命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让穷人吃饱肚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被迫开始长征北上。父亲才真正感受到，红军真是不好当，简直是太受罪了。
父亲在湘江打了一次他认为有生以来最难打的一次大仗，结果差点死在那里。他从死人堆里又奇迹般地钻了出来，分不清东南西北地往前赶。
年老的父亲曾说过长征时的感受。那是晚饭后，父亲一边剔牙一边说：你们以为当年我们愿意长征呀！不长征就没有活路，后面的国民党赶猪似的赶我们。稍慢一点就走不脱了。
父亲就是这样，被国民党逼着赶着，随着红军大部队跌跌撞撞，滚着爬着来到了陕北的延安。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轰轰烈烈地闹起了大生产。当时外界许多人都认为红军这次一准是完了，就是有点气候那也是十年以后的事了。谁也没想到的事发生了。父亲那一年当上了营长。当时他们那个连，只有父亲一个人走到了陕北。
父亲当上了营长之后，被送到陕北的军政大学进修。父亲就在那时认识了母亲，并和母亲结了婚。
能到陕北军政大学进修的军官，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从草创初期，一直到陕北，从无到有，一直到壮大，他们总结出了一点，那就是作为革命“种子”的重要性。于是，父亲便作为革命的种子，被送到了军政大学。
父亲在军政大学学习的内容是政治、军事和文化。政治、军事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他从一到红军的队伍中就领教了，学习政治不用费什么脑子，带个耳朵听就是了。这时，父亲已经知道什么是革命了。他不仅了解了中国的革命，还知道革命从巴黎到苏联，又从苏联到中国的演变。至于军事，从游击战到堡垒对堡垒，又从突围到长征，也都领教过了，所以，闭着眼睛也能讲出几套来。文化课却难住了父亲。父亲从来也没有上过学，就是自己的名字，也是到了红军队伍中首长现给起的，叫石光荣。以前父亲只有小名，叫小石头。
文化课可难为了军政大学的教官们，他们手把手地教。父亲他们也掰扯不清那些横横竖竖的东西。一到文比课，他们就全体打睦睡，急得文化教官拿这些革命种子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母亲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小知识分子们一批批地来到了陕北，缺花少绿的陕北，一时间到处莺歌燕舞。有许多作家曾把红军驻扎陕北期间描绘得令人向往难忘，我想这大约和母亲这一批又一批来到解放区年轻貌美的知识女性，给陕北带来的变化是分不开的。俗语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红军能在陕北闹出那么大的动静，一定和像母亲这样的年轻知识女性分不开。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解放区的领导做出了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那就是把大城市里来的知识女性都介绍给这些革命“种子”，种子找到了土地才能生根、开花、结果。否则，徒有种子也是白搭。也就是通过这次介绍，母亲被介绍给了父亲，母亲那时是父亲的课外文化辅导员。那时的母亲和所有投奔延安来的女青年一样，感受到了光荣与责任。她当时还没有意识到给父亲当文化教员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父亲就是在那一刻认识了母亲，也是从那一刻，他对母亲埋下了逆反的种子。前面说过，让父亲这些人去打仗去舍生忘死，他们不会有二话，可让他们学习文化，比杀了他们还难受。他们对文化有着天生的排斥，这就注定了他和母亲一生的关系。
可刚开始，父亲看到母亲时，眼睛却是为之一亮，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女性。母亲这群人一出现，令父亲他们眼睛都不够用了，他们从眼睛到心里都写满了惊叹和新奇。可是好景不长，这种美好，几日之后，便在父亲的心目中烟消云散了。
那时，母亲在不折不扣地执行着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要当好父亲的文化辅导员。她来陕北不是为了吃小米饭的，她要为革命做出贡献。从内心讲，她很乐意这样做。她早就对这些革命者，这些心目中的英雄充满了狂热的景仰，不然她也不会不顾一些同学亲友的劝说，而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延安，来到这些抗日大英雄身旁。当上文化教员后，她便天天逼着父亲读书识字。刚开始，父亲觉得天天有母亲这么一位年轻貌美的女性督导着，还有些满足和高兴。几天之后，他觉得这是在受洋罪。那时，纸笔都奇缺，于是，只能手指当笔，地当纸了。母亲先教父亲写自己的名字，把父亲的名字写在黄土上，然后让父亲照着写。父亲挺认真地写了几遍，第二天，他再和母亲见面时，又忘得差不多了。母亲的脸上就露出朽木不可雕也的神情。为了惩罚父亲，母亲在军政大学的操场上画出了足有半块篮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她一定要让父亲在那块空地上写满自己的名字，否则不准吃饭不准睡觉。父亲被逼无奈，打着赤膊，双手拖着足有两米长的棍子，他在那里咬牙切齿地书写自己的名字。这时的母亲，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了。他开始怨母亲了，他一边在写自己的名字，一边在心里咒母亲：妈的小妖精。他写一遍咒一遍，最后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颠三倒四的了。字还是那三个字，次序却全乱了，母亲捂着嘴就笑。母亲笑起来的样子，是很好看的。此时在父亲的眼里一点也不美好，简直就是丑八怪。父亲已经写得一身是汗了，他见母亲笑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把当作笔的棍子扔得远远的，一屁股蹲在地上说：妈的，啥鸟名字。老子不写了，写这些东西又不当饭吃！
母亲就正色道：石光荣，不写可不行。这是政治任务，你完不成任务我就报告给校长。
那时军政大学的校长是朱德，是红军中人人都敬畏的人物。父亲知道，母亲这些人也是校长派来的，完不成作业不准吃饭不准睡觉也是校长提出来的。父亲无奈，又拾起棍，锄地似的又写起了自己的名字。
许多年以后，父亲还感叹地说：当年学识字，受了老罪了。
因为母亲的认真，也因为父亲天生就不是学文化的料，渐渐地他一见母亲就感到恐惧。刚才还有说有笑的他，一见母亲向他走来，他立马脸色铁青，眼前发黑。有几次，他为了逃脱学文化，一到上课时间，他就躲进厕所不出来。他蹲在里面，吸了一支烟。又吸了一支烟。他以为母亲肯定等得不耐烦走了。结果，他一走出来，母亲正一脸严肃地站在一棵树下望着他。他带着哭腔道：你咋还不走哇？母亲说：石光荣，你今天的文化课还没上呢！
父亲的天空就黑了。
军政大学的这段历史对父亲来说灰暗无比。
一年以后，父亲从军政大学毕业了。那些同批和父亲学习的“种子”们，在毕业没多久，有些人便和辅导教员结婚了。一时间，一间间窑洞上到处可以看到贴着红双喜字的窗棂。直到几个月之后，首长找到父亲，开门见山地说：小石头，你看小杜那人咋样？
小杜就是母亲。父亲不解其意，瞪大眼睛说：说啥，你说那个小妖精？别提她，一提她我头就痛。
首长就笑，笑过了又说：小石头哇，当初领导也是为了考虑你的终身大事，才让你和小杜在一起学习的。
父亲听到头又痛了，他睁大眼睛说：啥？你们咋不早说，要是早知道这样，我说啥也不和她学。你不知道这半年的罪是咋受的。
那时，父亲已经学会了服从组织，见首长这么一说也没话可说了，勾着头吸了两支烟才说：那啥，咱不说受罪的事，不结婚不行么？
首长说：这是终身大事，要是以后队伍拉出去，天天打仗，想找这个机会怕是也没有了。
父亲听到这又不言语了，最后点点头说：那我就听组织的。这么多年来，父亲一直在听组织的，才有了今天，所以父亲对组织的决定总是深信不疑。那时父亲还很自私地想：狗日的小妖精，你要真嫁给我，看老子不收拾你。
首长又找到母亲。母亲也感到吃惊，当首长问到母亲对父亲的印象时，母亲只感到可笑。她一想起父亲写字像锄地的样子就感到可笑，别的，没有在心里留下任何印象。
在首长讲了父亲许多的英雄事迹后，母亲终于答应了。当初，她从城市来到陕北，就是怀揣着对革命的景仰和希望，她十分景仰那些为了民族利益不惜捐躯的英雄们。她考虑再三，同意了与父亲的婚事。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和母亲在宝塔山下一个普通的窑洞里结合了。父亲和母亲白天闹了一天的大生产，晚上，他们的被子被搬到了一个窑洞里。闹完大生产回来的父亲，肩扛锄头，看着母亲走进窑洞的身影，他的心里莫名地生出几分快意。他那时想：老子受了你半年的洋罪，我的老师！想到这，他扔下锄头，大步地向窑洞走去。
在父亲和母亲起初结合的日子里，母亲尚不到二十岁，父亲不满三十岁，父亲的精力显得很旺盛。以前父亲随着队伍东跑西藏，打打杀杀，过剩的精力都消耗在了战争中。到了陕北之后。队伍得到了休整。父亲的体力和精力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因此这种旺盛的气力有机会用在了年轻的母亲身上。年轻的母亲对婚姻对感情仍然准备不足，她做梦也没想到会和父亲这种人结合。她的情感更多的是让位于组织上的服从，但在心理上她却难以接纳父亲，就像父亲难以接纳母亲一样。男人和女人毕竟不同，新婚之夜，父亲在母亲身上尝到了甜头，于是父亲便乐此不疲了。母亲无法承受父亲的这种粗暴，况且，她的内心还没有对父亲的爱。每一次父亲向母亲求爱两人都像打架一样。父亲乘胜追击，母亲层层设障，围剿与反围剿便在那间小小的窑洞中展开了。
后来，母亲渐渐掌握了父亲的短处，那就是每天晚上入睡前，母亲总板起文化辅导员的面孔，教父亲识文断字。一提到识字，父亲顿时蔫了，耷拉下脑袋，低声下气地求母亲说：今晚不学行么？
母亲是万万不会答应的，她铁着声音说：不行，今晚你不把这两个字写出来，休想睡觉。
这时，母亲和父亲的身份彻底颠倒了过来。父亲坐在油灯下愁眉不展，母亲的心情就真的和解放区的天空没有什么差别了。直到夜半，父亲仍没能完全把那两个字记住，他抬起身，“呼”的一声把油灯吹熄了，悄没声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了。借着窑洞外透出的朦胧月光，父亲望着母亲。在学习文化上，他异常自卑。这一夜，他们自然无话。
母亲掌握了父亲的短处，差不多每天晚上，母亲都要折磨父亲一次，这是父亲最致命的要害。白天，父亲还曾雄心勃勃，可一到了晚上，父亲便一点脾气也没有了。在母亲面前，他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他觉得母亲简直就是他的克星。父亲的新婚，灰暗又别扭。
白天，父母都忙于各自的事情，只有到了晚上他们才有相聚的时间。父亲很怕回到母亲的身边，回到那孔属于父母的窑洞里。只要有机会，父亲一定要在外面磨时间，直到不得不回到自己的窑洞了，他才蔫头耷脑地走回来。父亲回来时，有时母亲已经睡下了，这是父亲最愿意看到的场面。这时的他会像一名地下党一样，神出鬼没地脱去自己的衣服。然后无声无息地在母亲身边躺下。没有母亲的折磨，父亲的心情是放松的。很快，父亲便进入了梦乡。
这种相安无事，也是母亲最愿意看到的。可父亲的潜意识却不安分，夜半时分，说不定什么时候，父亲便管不住自己了，又一次粗暴地把母亲压在身下。母亲挣扎两下，终是没能挣脱成功，于是母亲就清晰地说：石光荣，今天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
这一声让父亲清醒过来，刚才还豪情万丈的父亲，一下子便中弹似的从母亲身上滚下来，不言不语，理屈词穷地躺下了。
父亲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一点意思也没有，他要摆脱母亲的束缚，只有离开母亲他才能重新树立起男人的豪情壮志，否则，父亲觉得都快把男人的颜面丢尽了。
于是，父亲盼望着快些打仗，只要一打仗，父亲又能找回昔日的自己。千军万马面前，他的眉头都不会皱一皱。他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在母亲面前这么自卑，能否认得母亲教的字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父亲觉得这一切仿佛是老天注定的，太邪门了。
父亲没怎么太费周折，就盼来了打仗的日子。胡宗南的队伍向陕北进攻了，于是，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响了。父亲率领自己营的士兵，理所当然地投入到了保卫延安的战斗中。
母亲在投奔解放区之前，是在南方一座城市里学医。战斗一打响，母亲也有了用武之地，母亲被调往战地医院。从此，母亲算是和父亲分开了。
接到战斗任务那一刻，父亲终于长出了一口气。他大步流星地奔回到母亲和他居住的窑洞。母亲已先父亲一步回来收拾行装了。父亲见到母亲，一点也没有分别的愁苦和伤感，他冲母亲眉飞色舞地笑着说：这下我可离开你了。母亲也一脸的灿烂。她投奔解放区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现在她也不用整日和父亲在一起了，终于如愿以偿的可以干她想干的事了。于是，她给父亲留下了一个空前美好的笑容。父亲看到了母亲的笑容，他又一次真正意识到母亲原来长得很美。他想说几句比较柔情的话。毕竟他们这是在分别，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面还不好说。但父亲一想起母亲教他文化课那些灰暗的日子，他心里涌动起的那一点柔情立马四散了。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分别，他们谁都没有互道一声珍重，仿佛他们是一对逃出牢笼的小鸟，各自抖着翅膀一下子就飞向了自由的天空。
接着，保卫延安的战斗就打响了。父亲在战斗中又一点一滴地恢复起了男人的信心。
这段时间，父亲几乎没有见过母亲，他也不愿意去想。只要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眼前浮现，父亲一定会想到那些灰暗无比的日子。于是父亲就不再想母亲了。
母亲在后方医院，她和同伴们在一起，一边关注着前线的战事，一边忙着自己的工作，她也没有想父亲。母亲是个晚熟的女人，况且她还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最主要的一点是，父亲作为男人还没有真正启开母亲爱的心扉，女人心里没有爱便不会去牵挂去想念。夜晚的时候，母亲偶尔回忆起和父亲曾经生活的短暂岁月，她的心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有的只是一点点忧伤，还有一点点伤害。
也就是说，此时的父母谁心里也没装过谁。如果命运有所改变的话，他们的情感历程到此就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没有伤害，没有慰藉，什么也没有，他们还是他们。然而，命运却注定他们经过新的一轮分离后，又重新在一起，接着就有了下面新的故事。新的故事既老又新，说不清道不明。
如果说父亲和母亲在革命的岁月中，没有产生一点爱情，那是不真实的。
延安保卫战之后，蒋介石终于意识到，共产党的力量不可小视，他一时半会没有能力一口吃掉共产党这支神出鬼没的队伍。再加上各方面的压力，于是停止了进攻。不久，就爆发了著名的百团大战。父亲在百团大战中光荣负伤了，这也是命运的安排，父亲住进了母亲所在的医院。
在战斗中部队空前地壮大。随着队伍的壮大，后勤队伍也明显地得到了改善，大小战地医院就有几十个。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就是那时候牺牲的。
在父亲负伤住进医院之前，父亲和母亲曾见过几次面，只是匆匆相见。这种情况在当时很正常，别说他们当时不在一支部队，而是一个前方，一个后方，就是同一支部队能见一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父母匆匆相见，他们没有什么语言。不是因为他们觉悟高，把所有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了革命中去，而是因为他们的确没什么可说的。父亲一见到母亲就又勾起了他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母亲一见父亲，想到的是父亲可笑的粗暴。他们隔着人群，只是那么匆匆一瞥。在心里几乎没有激起重逢后的喜悦和激动。
这次因为父亲负伤，他们得以再一次重逢。也可以说，他们这次相见，使他们的感情有了质的突破，并有了结晶，
母亲是怀揣各色理想的小知识分子，她的梦想上不着天下着地，色彩斑斓，也实际，也浪漫。她和一群学生结伴来到解放区，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现实多少粉碎了母亲那些过于美好的理想，实际的生活使她清醒了一些。再加上战争的考验和革命的教育，她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革命不是浪漫，而是流血牺牲。虽然母亲意识到了这些，但她仍无法改变小知识分子的天性，爱幻想，易激动，经常心潮难平的样子。经过一段战争的洗礼，她的爱恶有了些改变，包括对父亲的感情。她明白了什么是最可爱的人，她自从参加革命队伍后，父亲是她交往最深的男人。前方炮声隆隆，枪声阵阵。她看着一个又一个伤员从阵地上被抬下来，她不能不联想到父亲。想念父亲，是不具体的，而是抽象的。她把对前方战士的挂念和关怀，都倾注到了父亲的身上。说白了，母亲想像中的父亲经过了母亲的理想化。随着时间、环境的改变，母亲虚弱的情感也在改变。
就在这时，母亲在众多伤员中发现了父亲。那次父亲负伤有些虚张声势，他的皮肉多处挂花，却没有伤着筋骨。父亲因失血过多，脸色显得有些苍白。
待母亲确认出父亲后，她的心里动了一下，接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毕竟父亲和她是有些关系的。母亲就是对那些没关系的伤员，动情处，她也会忘记自己医生的身份，躲到无人处，伤心动情地流出几滴眼泪。这就是女人，母亲。
父亲看见了母亲眼里的泪水，他的心也有所动，毕竟他是个健全的人。在前方打仗的间隙里，脑子会冷不丁地冒出母亲。每次打仗前，父亲和所有人一样，把该想的也都想过了。谁知道双方一开火，还能不能活到明天呢。战争中他们平静地面对死亡，但也恐惧死亡，因为不能避免死亡。过多的死亡出现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便和一般人有着对死亡不同的理解。一想到死，就会想到今天的生，梳理自己生的时候，就会想到人生的许多遗憾。这么想时，父亲就会出其不意地想到母亲。母亲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女人，他也算得到过女人了。那种感受是活生生的，挥之不去，这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虽然母亲让他有过灰暗的日子，但也有刻骨铭心的时刻。
父亲看见了母亲还有母亲脸上的眼泪，父亲就说：操，咱们又见面了。父亲说这话时，是有着许多感慨的。
那些日子，父亲成为了母亲众多伤员中的一位，现在他们的位置又一次得到了改变。母亲是医生，父亲是伤员。
母亲照料父亲时就比平时多了些关怀、体贴。这使父亲对母亲的看法得到了空前的改变，父亲就想：这小杜要是不教文化，还是挺漂亮的。父亲把可爱归结到了漂亮这一点上。
不学文化时的父亲，在母亲的眼里也不那么愚顽了。作为男人的父亲，此时的刚强和自尊又一次得到了展现，这种展现，让母亲有所心动。
父亲的伤还没有痊愈时，一次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进行全面休整。父亲也就不急于出院了。伤员不再增加，母亲偶得空闲时，她总要在父亲的病床前站一站，摸摸这，看看那。
父亲有一次就感慨地说：要是世界上没有那些字该多好哇。
这话说得母亲一愣，待她明白过来，她只在心里轻吸了一声。这就是她眼中的父亲，有时愚顽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父亲能起来了，他可以拖着腿走来走去了。那个季节正是春天，处在山沟里的野战医院四周的山坡上到处开满了山花。父亲鬼使神差的跑到山坡上，采回了一大堆红灿灿的花儿来。他把这些花一直抱到母亲面前，他说：给你的。
母亲没料到父亲竟会有这样的举动，她绯红了脸，有些手足无措地接过了父亲递给她的野花，这是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显得这么有情致，也是最后一次。这一怀抱鲜花打动了母亲那颗芳心。当时母亲又羞又嗔地望了父亲一眼，接过鲜花，低着头就匆匆走了。
父亲望着母亲的背影，他的身子呼地一下热了起来。
这一次，父亲和母亲在战争间隙里有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团聚。也就是在这一次，母亲接纳了父亲。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新婚，父亲也领略到了真正的母亲。
就是这一次短暂的相聚，母亲怀孕了。不久，她就生下了老大——权。
年老的父母回想起往事，他们才意识到那是他们一生中情感世界里几个亮点之一。
随着环境的改变，母亲也像普通女人一样，学会了等待。因为权的出生使父亲和母亲有了一个无形的纽带。这种纽带一直把他们系在一起。
于是就演绎出了生活中的苦辣酸甜。
权的出世，使母亲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有别于父亲。战争年代的父亲，他更像一条没有了码头的船，在风浪中飘摇着。母亲以及权只是他梦中的一个影子，只有在梦里他们偶尔才能出现。
母亲却不同了，权成了她生活的一部分。只要她看到权，她就会想起父亲，想起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以及种种责任。好在母亲在后方医院，不需要她亲自去打仗，但战争年代的野战医院，作战部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要跟到哪里。于是，年纪尚小的权和部队一样，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权出生时，父亲自然不在母亲身旁，那时他正在太行山一带和鬼子进行游击战。不久，日本鬼子投降了，父亲的部队又马不停蹄地开到了东北。
母亲所在的医院虽然也来到东北，但她却无法见到父亲。父亲的部队正在营口一带和蒋介石的部队进进退退地进行着拉锯战。
在辽沈战役前夕，父亲和母亲终于见面了。他们见面的地点是长春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时解放军已经把长春城里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住了，父亲的部队就驻扎在郊外的一个小村里。那天，母亲的医院途经父亲所在的那个小村，就这样，父亲和母亲在分别五年后，又一次重逢了。在这之前，他们有几次擦肩而过的机会，但阴差阳错他们一直没能见面。
也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在长春郊外的村庄里见面那一年，权已经五岁了。那天晚上，父亲亲自把母亲和权接到了自己的指挥所。说是指挥所，其实就是三间民房。一间是父亲睡觉的宿舍，另一间是父亲办公的地方，还有一间是厨房。一直到现在，广大的东北农村仍保留着这种典型的房屋结构。那一年，父亲当上了团长。父亲和母亲见面并没有什么话可说，部队发生的故事就是他们共同的事。该发生的都发生了，他们你看看我，我瞅瞅你。母亲毕竟是女人，她刚见到父亲那一瞬，有一点点激动。不管怎么说，这五年里，她一时一刻也没忘了父亲。这完全是权的功劳，因为权的存在，使母亲无法忘记父亲。但她一看父亲的神态，那种永远无法退却的顽态，又使母亲那一点点感动也消失了。
父亲没对母亲说什么，却对母亲身旁的权说：这是我的儿子吧。来，让爸抱抱。
权不理父亲这个情，瞪着一双溜圆的眼睛说：你是我的儿子！
权不是心血来潮这么说话。战争年代的部队还谈不上文明，经常有伤员和母亲的同事逗权说：权，我是你爸爸。权当然知道这些人不是他爸爸，渐渐地他学会了反抗。别人再这么说时，他也说：你是我儿子。
权当然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亲爹，于是他不假思索地反抗着父亲。这种反抗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父亲先是怔了一下，马上就哈哈大笑道：好，这小兔崽子真是我儿子。
权这时就真的很敌意地望着父亲了，此时他站在父亲面前，不是兔崽子，而是活脱脱的一个狼崽子。那架势随时准备上前和父亲撕扯一番。
父亲接母亲和权去他那里的一路上，父亲几次想把权抱在自己的怀里，都被权愤怒地挣脱了。一路上，权一直愤怒、警惕地望着父亲。父亲无奈，大度地笑一笑，也就随权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就发生了悲惨的一幕。
那天晚上，自然是父亲和母亲还有权一起睡在一个炕上。在权没有睡着之前，权说死说活也不让父亲上炕。父亲没有办法，吹熄了灯，只能在暗影里坐着。后来权睡着了，父亲才宽衣解带摸到母亲身边。
父亲五年没见到母亲，当时父亲急如火煎的样子可想而知。正在父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和母亲送到极乐世界里的时候，这时悲剧终于发生了。
当时，父母都很投入，谁也没有想到权会在这时醒来，而且爬了起来，愤怒地扑向父亲……
在以后出生的几个孩子中，父亲最喜欢的就是老大权。在权的身上他又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后来权也当兵入伍。在当上连长不久，珍宝岛自卫战打响，权所在的部队上了前线。结果权牺牲在了那个冬季。
父亲得知权牺牲后，他一滴眼泪也没掉。他站在办公桌前面，默默地凝望着窗外飘舞的雪花。他只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你真是我儿子……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
战争中的父亲和母亲度过了他们人生中平静的一段夫妻岁月。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他们的关系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解放战争结束了，抗美援朝也取得了胜利。在一连串的战争间隙里，父母同心协力一口气又生了三个孩子，他们分别是林、晶、海。晶是他们唯一的女儿。这些孩子都是在战争中呱呱落地，父亲在战争的间隙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抗美援朝结束后，战争就真的结束了。成了首长的父亲从朝鲜归来，便在一个北方城市落脚生根了。这是他有生以来安顿下来的第一个家。家自然坐落在部队营院里，那是一个很大的院落，在院落的一隅又僻出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清一色是日式建筑，灰色的水泥建筑，这是日本人投降后留下的遗物。日本人显然没有料到他们苦心经营的这些建筑，最后竟落到敌人手里。这些建筑异常的坚固，有点像日本人的炮楼。父亲一直在这里住到离休，那幢小楼仍风雨不透。父亲曾对着这幢小楼感叹：这小崽子真他妈的……父亲不知是感叹日本人，还是感叹日本人的建筑。
总之，父亲拥有了自己稳定的家——一幢日式小楼。楼不大，楼下有七八间房，这对父亲来说，他以前做梦也没有想过。他已经做好了打一辈子仗的准备，没想到这么快战争就结束了。于是他拥有了这个风雨不透的家，家里面住着妻子还有四个孩子。
一下子安定下来，打惯仗的父亲还真的有些不习惯。他第一次坐在那间宽大的办公室里竟不知如何是好，站起坐下，坐下又站起，手脚都不知往哪放才合适。以前他从没有在这样的办公室里坐过，如果说是有一间房子的话，那就是他的指挥部。不管是战前，还是战斗中，指挥部里总是热闹非凡。作战参谋走马灯似的进进出出，电话铃声不断，墙上桌子上铺满了形形色色的作战地图。父亲只有在那种环境中，他才显得游刃有余，心里才踏实。此时的父亲真的无所适从了。参谋人员也偶有进出，电话铃声也时而响起，这一切，远没了战争中那种紧张和忙碌。
无所适从的父亲，渐渐觉得气不那么顺了。部队面临着重新建设，各种计划和设想纷纷诞生。于是参谋秘书们不停歇地往他的案头投送各种材料和报表。父亲对那些文字天生的反感，有不少不了解父亲的下级，把那些材料恭敬地放在父亲案头，说一声：首长没事，那我就先走了。
父亲就火了，他拍着桌子吼道：我是睁眼瞎，你们难道也是？这些东西放在这里管个屁用，它们又不会说话。
于是秘书就承担起了给父亲念文件的任务，每份文件都由秘书先念给父亲听，再由父亲拍板定夺。父亲有时也不定夺，他听着那些文件，越听越有气，然后就打断秘书道：别念了！这么点小事也啰哩巴嗦地写这么长的文件，底下那帮人是干啥吃的。他们啥事也不做主，都让我拿主意。还让不让人活了！
秘书听了父亲的话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小声解释：首长，这是程序。
父亲不管那么多程序不程序的，他觉得只有战争那才关系到成败。和平年代，哪个师多了什么编制，哪个军少个师长，这都不算啥大事。
有时父亲听秘书给自己念文件，念着念着父亲在那叨叨声中坐在椅子上竟睡着了，而且打起了鼾。秘书便左右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就那么难受地手捧文件站在那里，直到父亲醒来，秘书再接再厉地念下去。
父亲被和平生活这些毫无头绪的琐事搞得心情烦乱。他上班的时候是这样，下班回到家里他的心情仍得不到缓解。
老大权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剩下的三个孩子还在幼儿园。他们吵吵闹闹，楼上楼下蹿来跳去。母亲那时在一家部队医院里任职。她已经不当医生了，当上了一级领导，上班下班的，也有很多大事小情等着她去做，这些孩子她基本上也没有精力去照管。在战争年代，孩子们有保育员，和平年代了，他们不是上学就是幼儿园，只有晚上才回到家里。
下班后的母亲，还要给一家人做饭。这些孩子基本上就处于自由化状态。因为对父亲感情生疏，父亲出来进去的，他们根本没把父亲当回事，该吵就吵，该闹就闹。
父亲回到家，楼上呆一会儿，楼下又呆一会儿，他不管呆在哪里都得不到清静。白天秘书已在他的耳边叨叨了一天，此时的父亲耳畔仿佛有几架敌机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大叫一声：你们都给我住嘴！
孩子们突然遇到呵斥一时噤了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轰的一声又跑到了楼下。没过多大一会儿，他们该干啥还干啥。连续几次之后，在这期间，母亲也抽空从厨房里走出来制止过孩子们的这种胡作非为，可是只消停一会儿。父亲忍无可忍，扑向了孩子们，就像扑向了敌群，劈头盖脑地把几个孩子都揍了一遍。这下可了不得了，不但没有止住孩子们的闹，还引来了他们集体的大哭。
这时，母亲已经做好了饭。她一个接一个地哄劝孩子们，让他们都停止了哭，坐到饭桌前。父母也坐到了饭桌前，父亲早就没有了食欲。他吃什么都索然无味，于是，他就把火气发在家里唯一的明白人——母亲身上。他冲着一桌子的饭菜说：这哪里是吃饭，简直就是猪食。
父亲说完狠狠放下碗，头也不回地上楼了。
母亲做菜水平的确不敢恭维。母亲是学生出身，战争年代都吃食堂，那时也不可能讲究，有吃的能吃饱就不容易了。冷不丁自己做起了饭菜，质量上肯定就没有了那么多的讲究。其实，父亲也不是挑肥拣瘦的人，啥苦他没吃过，在朝鲜，一把雪一口炒面他也过来了，此时他发火完全是他的心情所致。
父亲这样，母亲自然也不高兴。见父亲摔了碗，她也没心思吃饭了，眼里含了泪，径直找到父亲说：我做饭就这个水平，要想好吃，有本事你自己做。
母亲是个很独立的女性，也算从小参加革命，什么场面她也算都见过了，她没法忍受父亲这一套。她才不管父亲是不是首长呢，那是在外人眼里的首长。
父亲不再提伙食的问题了，他又说起了这些不听话的孩子，最后父亲竟恶毒地说：早知这样，何必当初。
母亲听了父亲的话，一时气得脸色苍白。
父亲说完一摔门就走了。
从那以后，父亲住在办公室，吃在食堂。每天，父亲去干部灶排队买饭时，总有一些机关年轻干部冲父亲投来百思不得其解的目光。父亲于是瓮声瓮气地说：看啥看，快吃你们的饭。这些年轻干部便噤若寒蝉，大气也不敢出了。在这支部队里，父亲的名声和他的职务一样，让下级们望而生畏。
这是父亲母亲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父亲眼里，家里乱成了一锅粥，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换句话说，他还不适应这个家。父亲过惯了南征北战的日子。那时部队就是家。
母亲在这件事情上，觉得伤心委屈。这么多年来，父亲只管播种不问收获。父亲让母亲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然后他拍一拍屁股去南征北战了。然而母亲却无法躲开这种现实，她又当爹又当妈，照顾着这几个孩子。四个孩子让母亲费尽了心思，她从没有抱怨过什么。现在条件好了，父亲又嫌弃这个家了，这使母亲伤心不已。母亲那时就想，父亲走就走，不回来才好呢。
父亲离家出走，吃住在部队里，不久便被各阶层的领导都知道了。他们觉得这是个大事，老石家里出了这么大事，那就是部队的大事。于是分管政治的老冯找到了父亲。老冯和父亲搭班子已经很久了，父亲一直抓军事，老冯抓政治。老冯戴眼镜，一脸的知识分子气。老冯的确有水平，经常捧着马恩列的著作看。父亲看不惯他这一点，曾说：老冯你看这些有用，又不管打仗，又不管吃喝。在父亲眼里，看书就是瞎耽误功夫。因为老冯读了很多书，在指挥打仗时就不管用，部队打仗都靠父亲指挥拿主意。因此，父亲不太把老冯当回事。现在不打仗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老冯一会儿一个方针，一会儿一个政策，听得父亲一愣一愣的。他不知道这些方针政策，是老冯自己的还是上级的。总之，搞得父亲不明不白。索性，一些鸡毛蒜皮的事父亲理都不理，他只管队伍的建设和训练，父亲认为以后打仗这些都用得上。
老冯找到父亲就说：老石呀，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值得你这样？
父亲这人处事历来不拐什么弯，有什么就说什么，于是他就说：家里太乱，不是人呆的地方。
于是父亲就把家里鸡鸣狗跳墙的景象说了说，他又补充道：像咱们这样的人，就不该有啥家。
老冯推一推鼻子上的眼镜，深刻地说：这个情况的确很重要。
那时的部队刚稳定不久，后勤保障工作还没有确定下来，一切还都显得没有头绪。但老冯却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看待“家”。
不久，在老冯的亲自过问下，部队成立了全托幼儿园。父亲的四个孩子，除老大权之外，都被送到了全托幼儿园。这使得一批像父母这样的双军人，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到工作中。
在一派大好形势下，父亲在老冯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半推半就地回到了那幢二层小楼里。没有了孩子的家，一切都显得那么风和日丽。只有老大权进进出出，权已经上小学了，况且权天生早熟，他很少说话，没事就盯着某一个地方想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权的存在一点也不影响父亲。
父亲的怨气得到平息。母亲却不这么认为，通过这件事，她更清楚地看清了父亲的嘴脸，她越想越觉得委屈，然后就独自生气。一天到晚，不管父亲说什么，她就是不理父亲。
父亲的情绪已经从困境中走了出来，于是他就有了过剩的精力。每天晚上，他和母亲躺在床上，他就又有了求欢的要求。母亲显得极冷漠，她严严实实地用被子把自己裹了，不管父亲如何挑衅，她总是无动于衷。父亲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动手去扒母亲裹在身上的被子。母亲就大声地说：你住手，我不想和你这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我怕再生个孩子，没人管。
这句话说到了父亲的软处，一下子他就软了，吸了口气，翻过身并不舒畅地睡去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许久。最后还是母亲妥协了，毕竟他们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在后来的岁月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慈手软，使她错过了一次又一次重新寻找幸福的机会。
父亲不仅一生没有得到母亲的真爱，他甚至也没有做成一个合格的父亲。几个孩子出生时，他都不在身旁。因为他的生活习惯，这些孩子们一直对他敬而远之。他也没有兴趣走近孩子们。但在孩子们的人生大事面前，他却武断专行。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都从中学毕业了，又一个又一个地被他送去参军了。在父亲的眼里，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职业。他甚至连孩子们的意见都不征求，因为他是孩子们的爹，他是部队的首长，他说啥就是啥，没有人能够反驳他。
因此，孩子们对父亲的感情很疏远，没有一个孩子和他说过真实想法。父亲这种脱离群众独断专行的做法，使晚年的父亲尝到了孤独的苦果。
那些日子，虽然父亲和母亲又生活在了一起，但他们相互之间并没有更深的了解。白天他们都有各自的工作，很晚才回到家里。权有时放学之后，直接去找母亲，母亲带着权吃食堂，父亲更乐于这样，他真的吃不惯母亲的饭菜。况且回到家里，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父亲就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部队的建设管理上。天黑了好久，父亲才回家。大部分时候，母亲已经睡下了。有时母亲和权睡在一起，有时就睡在父母自己那间卧室里。不管母亲睡在哪，父亲从不计较什么。他觉得这种毫不相干的日子过得很好。在他的理想里，这大约就是最好的模式。
父母自从在延安被组织介绍结合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那时，他们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他们觉得有了自己各自的工作就什么都有了。况且，现实，又无法让他们各自警醒。但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的变化，他们才渐渐地意识到，他们的结合是一件多么荒唐的事情。
父母直到共同拥有了四个孩子，直到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原来他们是生活中的两类人。
母亲是学医的出身，洁净成了她生活中的习惯，不论是动荡年代，还是和平生活，她都如此。这一点和父亲的习惯却大相径庭。父亲从小到大也没有饭前便后洗手的习惯，这一点是母亲无法忍受的。父亲不论干什么，不管自己有事还是没事，他总是显得匆匆忙忙。每当吃饭前，父亲总要走进卫生间。从卫生间出来的父亲，从来就不洗手，径直走到饭桌前，端起碗或抓起馒头。母亲为了父亲这种不良习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父亲就是无法改变。父亲每次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母亲就皱眉头。父亲的样子，使母亲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父亲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会，见母亲仍没动静，便抬头看母亲，见母亲那副难受的样子，这才想起什么似的。放下馒头，走到水龙头前，粗枝大叶地冲了冲手。一边嚼着馒头一边说：我手又没摸啥，哪来那么多的毛病。
母亲看着父亲的样子，便没了食欲，草草地吃上几口。便没滋没味地收拾桌子。父亲并没把母亲的不快放在心上，该干啥还干啥。
父亲这种状况，时间长了，母亲无法忍受。便在每次吃饭前，把饭菜单独为父亲盛出米，放在一旁。当父亲来到桌前，看到这副景象，就长长叹口气说：你做医生做出毛病了。我的手又没摸屎，有啥不干净的。
叹完气的父亲就去草率地洗手。从那以后，父亲也条件反射地养成了洗手的习惯，说是洗手，其实就是为遮人耳目地在水龙头前意思意思。水龙头放到最大，伸出手光碰了碰手指。香皂是用不着的，他认为那纯属多余，于是每次都那么意思一下，也算是讲究卫生了。
这一切，母亲都看在眼里，她从父亲身上明白了一条道理，那就是想改变一个人比登天还难。
父亲不仅不洗手，他还没有刷牙的习惯。牙具是一应俱全地摆在那里。每天早晨，他总是例行公事地把牙刷弄湿，在嘴里搅一搅，就算是刷牙了，晚上睡觉前这样的例行之事也免掉了。
更让母亲无法忍受的是父亲还没有洗澡的习惯。有时一个月也不见父亲洗一回澡。男人汗馊味经常在父亲身上弥漫。每天睡觉的时候，母亲都把自己的身体移到床的边沿，她努力地使自己和父亲拉开一些距离。这种距离毕竟有限，母亲无法忍受父亲的臭气熏天，终于忍无可忍地说；求求你了，洗一回澡吧。
父亲理直气壮地说：咋了，两个月前我刚洗过。打仗那会儿，一年到头也洗不上一回澡，我活得照样很好。
母亲知道说这些话，对父亲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母亲便无奈地叹气。每天睡觉前，母亲总要在卧室里点燃一支印度香，那时还很少有香水。
父亲对母亲这一切总是粗心大意，他甚至都没有发现母亲的情绪和变化。在父亲的眼里，母亲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多此一举。父亲同时也看不惯母亲那一套。除了生活上他们的不习惯以外，还有母亲经常叹气，要么母亲就经常脸色苍白地望着某一个地方发呆。父亲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在延安的时候，父亲没有发现母亲这些，那时要发现了，说什么父亲也不会和母亲结婚。
在父亲的心目中，女人就应该风风火火，大着嗓门说话，手脚麻利，脸色永远像天空中的朝阳，这才是健康的女人。母亲的形象在父亲的眼里显然不够标准。他甚至一直在担心，说不定哪一天，一觉醒来，母亲便再也没有气力起床了。父亲在心里把母亲怜惜了。
每次母亲让父亲洗手、刷牙时，父亲就找到了反击的理由，他说：我这样没病没灾的用不着洗手、刷牙，只有有毛病的人才那么穷讲究。
他的话噎得母亲半晌回不过神来。
母亲有晚上睡觉前读书的习惯。母亲读书时，父亲就躺下了。父亲最大的好处就是，只要脑袋一挨枕头便能睡着。睡着的父亲仍然很不讲卫生，不是咬牙就是放屁。有时，父亲都睡醒一觉了，睁开眼睛见母亲仍在看书，就长叹一声说：你累不累呀。这么说完，翻个身又睡去。
母亲有时放下书，望着身边的父亲。望着望着，她经常吓出一身冷汗。她觉得父亲是那么的陌生，她就和这个陌生的人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母亲想到这，就真的睡不着了。她还在涉世未深时就嫁给了父亲，那时，她还不懂什么是爱情，什么是丈夫。直到现在，她才明白，她与父亲的结合是多么荒唐，多么可怕。于是母亲只能一遍又一遍地把冰冷伤心的泪水洒在无依无靠的黑夜里。
父亲对四个孩子，没有费过什么心思，却费了不少力气。他的力气都用在了暴打孩子上。
四个孩子相继地上了学。母亲那时也忙，没有过多的精力教育孩子们。四个孩子继承了父亲身上许多的东西。比如说胆量，他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经常在外面打架，每次打完，老师总要把电话打到家里向父亲告状。父亲觉得让老师把状告到家里很没面子，便不问青红皂白，抓过来就打。一时间，孩子们的惨叫声从楼上传到楼下。父亲一边打孩子一边问：你服不服？孩子就答：服了。父亲又问：你还打不打架了？孩子又答：再也不打了。父亲仍不解气，又用力猛打几下，才住了手。
孩子毕竟是孩子，没隔几日，又和别的孩子打架了。于是，楼外路过的人总是隔三差五的能看到父亲跃马扬鞭暴打孩子的身影。父亲痛打孩子时的神情，一点也不亚于他对国民党的仇恨，打起来一点也不心慈手软。有时母亲看不过去，冲过来，夺下父亲手中的家什说：孩子又不是野种，打成这样你不心疼？
父亲正在气头上，声音很大地说：这帮小兔崽子，不打不成才。
母亲就和孩子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有几次，最小的海一边哭一边冲母亲说：妈，你把我们领走吧。我们不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她哽咽着说：你们就当没有他这个父亲吧。
孩子们那时还不懂什么是父亲，但在心里流露出的是对父亲的仇视。
每天父亲回来，原来还有说有笑的孩子们，立马没了声息。他们把自己关到房间里，父亲的存在，使他们感到窒息。
母亲和父亲生活在一起，让她看不到一点生活的曙光。她没有体会到爱和被爱，生活自然也缺滋少味，今天和明天一样，明天和后天也没什么两样。母亲的日子死水一潭。
就在这时，母亲意外地和师兄重逢了。那年，母亲投奔延安的时候，他们一起共有五个人，两男三女。其中就有这位师兄。师兄比母亲高一届，在南方那座城市的医学院里，母亲并不熟悉师兄。是延安把他们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那次，他们一行五人，辗转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了延安。他们在延安又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百团大战前夕，他们被编入了不同的医院，后来，他们就很少见面了。那时部队调动频繁，合合分分的是家常便饭，于是，母亲就和师兄失去了联系。
这次师兄带着一些人来到母亲所在的医院取经学习，他们就这样意外的重逢了。
母亲见到师兄的那一瞬间，她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师兄还是老样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脸上永远地挂着微笑，他显然也认出了母亲。直到他的手和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母亲才知道，这不是梦。十几年前的种种经历又雷鸣电闪地涌到了母亲面前。
在投奔延安的路上，师兄这只手不知拉过她多少次，师兄的手是那么的温暖和有力。那时的师兄也总是面带微笑。不论他们是迷路，还是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时，只要师兄的手拉住母亲的手，母亲觉得眼前的困难就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师兄这双奇特的手，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在延安的一年多时间里，是母亲最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这些投奔到延安来的青年被编在一个干训队里学习。师兄住的那孔窑洞，就在母亲窑洞的上面，母亲每天走出窑洞。一抬头，就能看到师兄正冲她点头微笑。她那时就连自己也说不清，只要一见到师兄的身影，她就快乐无比。
他们一起开过荒种过地，又一起学过纺织，延安的纺车，“吱吱呀呀”地响着，伴着他的歌声和欢笑。只要有师兄在，母亲就少不了欢笑。有时，母亲一天见不到师兄的身影，她的心里就会空空落落的，仿佛少了什么东西。
有许多傍晚，她和师兄顺着延河，背对着夕阳一起散步。他们谈着理想以及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那时，夕阳在他们眼里无限美好，滔滔的河水，仿佛是他们涓涓流淌的话语。他们就这么走呀说呀，天色渐晚了，有了一丝一缕的凉气。师兄把自己的外衣脱下来披在了母亲的身上。母亲真实地感受到了师兄的体温，以及师兄的气味。后来，他们就往回走了，过一个土坝，师兄又伸出了他那温暖的手，牵着母亲走过土坝，一直走到母亲窑洞前。在微弱的光线里，师兄冲母亲温暖地笑笑，接过母亲还给他的衣服，冲母亲挥一挥手，一步步地向自己的窑洞走去。这一切，都成为了母亲遥远如梦境一样的回忆。
许多年过去了，偶尔，母亲仍能想起过去的每一个细节，仅仅是回忆而已。这就是现实，这就是命运。后来母亲的神经都麻木了，她不再去回忆。过去的一切，只能让她痛楚。
她还清晰地记得，她和父亲成婚那天，师兄一个人坐在一个土坝上，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她知道师兄想的是什么。在这之前，组织做她的思想工作，让她和父亲结婚。她曾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师兄。那时，师兄什么也没说，只冲她苦笑了一下。半晌师兄才说：有可能这也是革命的一部分。
那时，母亲就是怀着对革命的全部热情，才和父亲结婚的。母亲在许多年以后，仍在心里这么安慰自己——我真的是彻底把自己献给了革命。
那一次，师兄的卫生交流团，在母亲所在的医院住了三天。他们除了交流工作之外，他们还说了许多别的。
母亲从师兄那里了解到，师兄早已结婚生子了，师兄的爱人是人民教师。他们的孩子也已经十几岁了，也就是说，师兄已经有了一个温暖、幸福的家。
后来师兄就走了，他仍是微笑着和母亲挥手告别。这一段不经意的插曲，却使母亲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许久之后，师兄的音容笑貌仍在母亲的心里不断浮现。每当她走回现实中的家，有许多次她幻想着是师兄的身影站在家门前迎接着她，冲她微笑，冲她招手。然而，现实就是现实。她看到的是，父亲那张永无笑容的面孔。父亲大声地在厕所里小便，解完后他仍然不会去拉水箱，任由厕所的味道在整个房间里传播扩散。
母亲还能说什么呢？师兄的出现，给母亲无奈的生活带来了一份幻想。然而这份幻想，又常常让她感到痛苦。
在生活中，她经常把父亲幻想成师兄。要是父亲就是师兄会是什么样子呢？他们下班后回到家里，他们会有许多话要说，工作上的争论，生活上的畅想。夜深人静了，孩子们都睡去了，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一起读书学习。然后会为对某个问题的不同看法，争论几句。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现实中的父亲轻而易举地就粉碎了母亲的幻想。匆匆走进家门的父亲，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走到餐桌前，屁股似乎还没有坐稳，一顿饭差不多就吃完了。父亲吃饭时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而又有节奏。这是母亲无法忍受的。吃完饭的父亲又急三火四地走进厕所，尿出一泡热气腾腾的尿，然后不洗手不洗脸地打开收音机。收音机里正在播放新闻联播，美苏两令超级大国这样或那样，国内又是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等。父亲读不懂报纸，听收音机成为了他信息的主要来源。于是父亲总是要雷打不动地听收音机。他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诸多大事。
听完收音机的父亲就精神很好地说：要备战了。操心完国际国内诸多大事后，父亲就困了。他照例不洗脸不洗脚地倒头便睡，不一会儿，便打起了响亮的鼾声。母亲躺在床上一边读书一边想，要是身旁躺的是师兄会如何呢？
有时母亲被自己的想法吓出一身冷汗。
母亲这些变化，父亲自然无从察觉。在父亲眼里，母亲也简直是一身毛病。母亲爱干净这一点就让父亲无法忍受。父亲每天回到家里，他见到的母亲总是在洗洗涮涮，并且总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父亲回到家里脚没处放手没地搁，总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因此，父亲一回到家里，心里就很不踏实。
父亲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四个孩子。他们出门进门时总要向母亲问好或打招呼，在父亲眼里这都是多此一举。还有的就是，进门也学他们母亲的样子，“哗哗啦啦”地拧开水龙头洗手，然后悄无声息地各自做各自的事情（四个孩子都已经大了，他们不再打闹了）。这反弄得父亲无所适从，他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四个孩子的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液。
最让父亲无法忍受的是，孩子们越来越像他们的母亲了，没事总爱想心事，一副多愁善感的样子，还一次次地叹息，这种样子和他们的母亲如出一辙。有许多时候，孩子们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和母亲嘀嘀咕咕，没完没了，有时也有说有笑的。只要他一出现，他们顿时没了话语。父亲觉得孩子们没和他们的母亲学出什么好来，简直是一群叛徒。
因此，父亲在家里总是孤家寡人的，他就显得比较孤独，他就很反感家里的这种氛围。于是，父亲很热衷搞“拉练”。只有部队到农村、山区搞野营拉练，他才感受到什么是轻松和自由。
那一次，父亲的部队来到了河北农村。这时他想起了在朝鲜一位营长的遗言。那位营长在第三次战役中身负重伤，牺牲前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师长，我只求你一件事。回国后你去我家替我看看老婆孩子。父亲当时眼含热泪答应了。回国后，父亲很忙，又被家里外面许多烦人的事所纠缠，他一直没有时间兑现烈士的遗言。这次他来到了河北，他马上就想到了那位烈士的遗言。父亲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想到多年前的允诺，他便再也坐不住了，立马叫来自己的司机和警卫员，向那位烈士的家乡进发了。
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那位烈士的妻子。那女人听说自己丈夫的部队来人了，隆重而又热烈地把父亲迎进了自己的家。这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家。三间土房，猪呀，鸡呀，狗的大模大样地在院子和房间里走来走去。女人见到父亲时，正在自家的菜园子里劳动，她用粘满泥巴的手亲自为父亲摘了几根黄瓜，女人又同样热情地把黄瓜在自己的衣襟上擦了擦。父亲接过来，毫不犹豫地就放进了自己的口中。
父亲对这一切都感到亲切和自然，当他坐到女人的土炕上，直到这时他才找到了家的感觉。于是，他就跟到了自己家里那样地和女人说起了家长里短。他从女人的谈话中，得知女人一直没有再找男人，她自己领着孩子过日子，这一点很是让父亲感动。当然他们也都说到了那位烈士，因年代的久远，女人对这种悲伤已经淡漠了。她的情绪只低落了一会儿，便马上又眉开眼笑了。她大着声音，一边很响地朝地中央吐痰一边和父亲说笑，父亲自然也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模样。乡村的感受，女人的做派，又把他带回到遥远的童年。
女人自然热情地挽留父亲一起吃了饭再走，父亲感觉已经到家了，他也就不再客气了。吃饭的时候，女人又细心地为父亲烫了一壶当地的老白干。父亲坐在土炕上，喝一口白干酒，吃一口带着泥土芬芳的女人炒出的菜，他心里热了一遍又一遍。那一次，父亲破天荒地喝多了，最后，他脚高脚低地和满面红光的女人挥手道别。直到他坐进轿车里，他才意识到，他需要的是怎样的女人，什么样的家。
从那以后，父亲每年要找这种或那样的借口到河北农村走上一趟，坐在女人的土炕上，喝一回儿老白干，他才心满意足。
有时，他望着母亲苦闷地想，要是自己的女人是那个河北女人该多好哇。他这么一想，愈发地觉得母亲一身的“毛病”让他无法忍受了。
在家里，父亲有时一连十几天也不和母亲说上一句话，他们的确也没有什么可交谈的。有许多次，父亲在梦中又去了河北农村，他在梦里一边喝白干酒，一边和那个满面红光的女人说家常，那是一副多么美妙动人的景象呀。每次，父亲从梦中醒来，他都要失魂落魄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进城后职务造成环境的变化，仍没能改变父亲的心性，他的情结已经深深地植根到了他的生命中。环境无法改变他，他也无法改变现实的环境。于是，父亲只能在矛盾、困惑中痛苦。
父亲却异常热爱军人这一职业。他从十几岁就走进了队伍，打打杀杀，拼拼争争。当初，他们打仗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太平日子，现在终于过上了这种太平日子。然而，父亲又感到莫名的失落，没有战争的日子，对父亲来讲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好在那时部队经常备战，用备战的形势来防备“美苏”两霸的侵略。于是，父亲身体里那根战争之弦就那么绷着，他相信用不了多久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父亲对战争这种常备不懈的信念，成为了他生活中的一大支柱。否则，生活中的不幸就会把他压垮。
父亲没有等到他所盼望的战争，他却等来了自己的更年期。更年期过早地降临到不幸的父亲身上。那时，父亲刚五十出头，这和他常年得不到舒展的心情有关。在那一段时间里，父亲脾气暴躁，极易激动，也爱发火，哭哭笑笑，喜怒无常。他对自己性情的变化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母亲也没有心理准备。许多年以后，母亲才发现那几年正是父亲的更年期。父亲把自己这一切完全归咎于母亲，那就是他看母亲什么都不顺眼。
母亲比父亲小个十来岁，四十多岁的母亲，在情感上得不到慰藉，她已经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那时孩子都大了，一个又一个孩子相继着被父亲送到了部队里锻炼成长，母亲也当上了一家部队医院的院长。父亲的更年期，导致了他和母亲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恶化。
更年期导致父亲的喜怒无常。在工作中，任何人也看不出父亲这种变化。父亲虽然是首长，但他却一点也没有首长的架子。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或者到部队去检查工作，他很少坐在椅子上发布讲话或听取报告，而是一只脚踩在椅子上，大口地吸烟，大声地吐痰。他讲话时还经常带出一些比较粗俗的字眼，这使得下级军官们都感到父亲这人亲切随和。不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愿意找父亲。父亲眼里，只要不是和战争有关系，就是天塌下来对他来说也是小事。因此，父亲对下级军官们来说总是有求必应。因此，父亲在部队下级们的眼中有着极好的声誉。
在家里，尤其在母亲面前，他却一点也无法忍受。在更年期到来之际，他一回到家里看什么都不顺眼。为什么不顺眼他自己也说不清。他经常砸锅敲碗地冲母亲叫嚣道：这是他妈啥日子，整天死气沉沉的。又不是死人了。
父亲公然地指桑骂槐，母亲当然听出了父亲的弦外之音；母亲觉得忍受父亲这么多年了，她也受够了。父亲不跳将出来，她还能忍一忍。父亲一旦跳将出来，母亲才不吃他那一套。
于是，两人就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大战起来。两个人一旦撕破脸皮觉得什么都没有什么了。两人穷凶极恶，挖空心思地数落对方的种种不是。他们这种胸襟坦白，都使对方感到吃惊。在这之前，对方都以为自己的形象在对方眼里没有这么糟，在气头上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们才都大吃一惊。狂躁的父亲冷静了一些，然后说：都这样了，这日子还过个啥劲。
母亲也说：不过就不过，我早就受够了。
父亲的眼睛也瞪大了，他吃惊母亲竟说出这样的话来，然后像孩子似的指天发誓道：咱们离婚！谁不离就不是人。
母亲气得已经一句囫囵话也说不出来了。
第二天一上班，父亲就张张扬扬地打电话。把政治部机关的领导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气得昏头的父亲此时已经有些公私不分了。以前他有什么事总是把下属单位的领导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交代。这次他仍毫不例外地冲政治部领导说：你马上给我开张证明，老子要去法院。
政治部领导不明白父亲去法院干什么，便问：首长，去法院干什么？
父亲一拍桌子道：老子要离婚！老子受够了，这次非离不可。
政治部领导觉得这事闹大了，他做不了主，就把这事汇报给了冯政委。冯政委是父亲的老战友，又是平级；平时有什么事，只有冯政委的话，父亲还能听进一些。
冯政委得知父亲要离婚的消息，也觉得事态比较严重，他匆匆忙忙地来到父亲的办公室。
父亲的气仍没消，他仍然冲桌子吹胡子瞪眼，他像一头红了眼的公牛，在屋里团团乱转。冯政委一进屋就说：老石，你不是开玩笑吧？父亲就瞪着老冯说：离！这次我老石说啥也得离。冯政委的汗珠子就从头上滚下来了。他觉得事态真是严重了。这是部队的最高首长，五十多岁的人，还离婚？要是真离了，一定是近几年来部队政治工作的头等事故，也就是说他这个分管政治工作的政委是有责任的。别说父亲这样的人物离婚，就是一般干部离婚，不脱层皮也离不成呀。如果原因出在干部身上，轻者降级，重者开除军职。冯政委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婚说啥也不能离，当年他和父亲都是在延安时由领导做主介绍结的婚。现在那位领导仍在北京掌握着部队的大权，这么说离就离了，这不是对领导的否定吗？
冯政委做了大半辈子思想工作，头脑敏捷，思路清晰。他先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他从延安讲到现在，又从父亲的婚姻联系到部队的稳定，从政治又讲到感情，等等。冯政委那天围着父亲讲了整整一天。
冯政委讲得滔滔不绝时，父亲并不插话，他闭着眼，不知是听还是没听。待冯政委口干舌燥时，父亲睁开眼睛道：冯铁嘴，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你能把死人都说活了。但想说服我老石，没门。
一句话呛得冯政委顿时没了下文。冯政委了解父亲的脾气，他并不计较父亲的抢白。在和父亲讲大道理时，他已经理清了这件事的主次。他要找到母亲，只要把母亲的思想作通了，就是父亲有天大的本事这婚也离不成。
冯政委又马不停蹄地找到了母亲。母亲已经不准备回家了，她在办公室里支起了行军床，她就要在“沙家浜”住下去了。果然，冯政委找到母亲后，军内军外，一通道理讲完后，母亲这才意识到，要想离婚比登天还难。那时的政治气候，还有国际国内的氛围，使母亲清醒了。她知道，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休想和父亲脱离关系。
父亲却坚定如铁，他一遍又一遍地叫嚣着一定要离婚。那时部队就相传，父亲有了一个相好的。年方二十出头，就在河北某地，长得如花似玉等等。父亲不知道这些传闻，他铁了心要离婚。他曾扬言，即便这个首长他不当了，也要离成这个婚。然后，他叫来秘书。由他自己口述，让秘书记录，他要给上级写一封离婚报告。
那份报告是写完了，但被冯政委偷偷地压下了。如果不是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父亲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结果那事情一发生，上下便开始清查林彪一小撮反革命集团了。父亲才放下了自己离婚的事。
父母这次离婚虽然未遂，但给他们的情感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母亲后来在冯政委的劝说下，还是从医院的办公室搬回到了家里。但从那时开始，父亲和母亲便正式地分居了。那时孩子们离家都到部队当兵去了，楼上是母亲，楼下是父亲。两个人关系紧张，老死不相往来。从那时起，父母都养成了吃食堂的习惯，家里很少开火，日子倒也相安无事。人们都知道父母的关系，很少有人到家里来。偶有人来，父亲的客人父亲自己招待，母亲的客人母亲自己招待。要是他们共同的熟人，他们也会一起出来陪客人坐一坐。客人一走，他们又变成了陌路人，走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严严地关上。
孩子们有时从部队回家，他们大部分时间和母亲在一起，偶尔也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不稀罕他们坐不坐。好在从小就了解父母的关系，眼下父母这个样子，他们已经习惯了。
那时，父母做梦都想着离婚，因为婚姻把他们束缚在一起，就像两只被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一边难受一边挣扎。其实，他们离婚后如何生活，他们并没有想得很多。只要能离开对方，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父母的婚姻名存实亡。母亲住在楼上，父亲住楼下，按理说，他们这种毫不相关的样子，使他们都有了暂时解脱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点也没有得到解脱。只要看到对方在眼皮底下的存在，他们就有了莫名其妙的火气和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
那时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是部队配发给首长的，就放在楼下的客厅里。母亲有时回来得比父亲早，那时电视机还很稀罕，母亲就抽空看几眼电视。只要父亲回来，母亲不管看得多么投入，马上转身上楼，把楼下让给父亲。父亲对母亲这种态度非常恼火，他一边脱去外衣，一边冲母亲上楼的背影道：有啥了不起。
母亲听了父亲这种穷凶极恶的话，自然是很生气。这时她不和父亲一般见识，把火气憋在肚子里。这样一来母亲就很难受，在楼上不论干什么事都弄出很大的动静。父亲听到了，心里也很不舒服，他在楼下也要没事找事地弄出很大声响，以示抗议。
母亲进进出出的，都要从楼下的客厅里走过，两个便经常在客厅里不期而遇。这时两人谁也不睬谁，但他们又分明看到了对方的存在。母亲经过父亲身旁时总要“哼”一声，父亲自然也要“哼”一声。
冯政委自然没有忘记父母关系的这种危机，解决这种危机是他的责任。于是，隔三差五的他就要到父母这里坐一坐。每次，他总要先在楼下的客厅里呆上一些时候。父亲这时是主人，自然是要陪坐的。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眼前的电视，老冯似乎也在有一阵没一阵地说话。他说：老石呀，转眼就几十年过去了，都不容易呀。
父亲支吾一声应付着，他知道老冯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冯政委又说：咱们的头发都花白了。你看看你，再看看我。
老冯说完拍一拍自己的头。父亲很少面对镜子，头发花白了多少，他心里真没什么数。但他看到老冯的头上，已经花白了大半。
于是老冯又说：老石呀，咱们清白了大半辈子，可不能晚节不保哇。你看现在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父亲仍不说什么，只是哼了一声。老冯在父亲这里寒暄了一会儿，便站起来说：我去看看小杜。
说完便上了楼。楼上是母亲，楼上的母亲是主人。母亲在楼上又陪老冯坐了一会儿。在老冯来之前，母亲正在看报纸。
老冯就说：小杜哇，最近医院的情况怎么样呀？
母亲知道老冯此时关心的不是什么医院，但她还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冯就笑一笑，然后半开玩笑地说：当年在延安时，你们这批学生还是红小鬼，现在都成红老鬼了。
母亲就笑一笑，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时间的无情。
老冯还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咱们大江大河的都过来了，家庭上的这点小事算不了什么。夫妻嘛，哪有不怄气吵嘴的。前几日小王还和我吵了一架呢，也是要离要散的，过几天这不就好了么？哈哈……
老冯的老伴也是在延安时组织介绍的，他说的小王就是延安时的文化教员。
老冯楼上楼下一通和稀泥，他觉得和得差不多了，便拍拍屁股走了。
老冯走后，楼上楼下仍是一片压抑的气氛。虽然老冯还是老调重弹，没什么新招，但老冯的话还是在父母心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冯的一些话，让他们清醒地看到了现实，那就是，他们不可能离婚。楼上楼下住着可以，就是不能离婚，否则对不起部队官兵，对不起眼前的大好形势，对不起战友，对不起老上级。一句话，就是谁也对不起，包括他们自己的晚节。
因此，父母没再为离婚的事折腾，他们都尽力地克制着自己。
后来，母亲的更年期也如约而至，她的火气也比以前大了许多，每天她都要从医院里拿回许多报纸，然后坐在阳台上高声朗读。母亲说：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
母亲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地在北京召开。
……
父亲听着母亲高声朗读，心想，认识几个字有啥了不起，于是他把电视的音量开到了最大。电视里正在转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盛况，此时电视机已换成彩色的了。
父亲的电视机声音干扰了母亲高声朗读，母亲气愤地站起身，很响地把门关上了。
没滋没味的父亲，觉得电视机实在是吵得很。过一会儿，他也把电视关上了。
父亲、母亲在这种无声的对抗中，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又没多久，父亲离休了。又没多久，母亲也离休了。
没几日，父亲母亲离开了部队大院，住进了干休所。干休所也是二层小楼，不是青灰的水泥楼，而是红砖楼。父母居住的格局仍没得到改变，母亲仍住楼上，父亲住在楼下。
父亲离休后，头些日子他总是无所事事的样子，背着手叼着烟楼前楼后地转悠。早些进驻干休所的人们，已经形成了他们固定的群落，不是下棋就是打太极拳，要么就是练各种各样的气功。父亲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他很快地便有了自己的爱好。
他先是在楼前的空地上，翻出了一块地，又让当年牺牲的那位营长的儿子，从老家河北农村带来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的种子。昔日战友的儿子，早被父亲安排到了自己的部队里。于是，父亲便在楼前种出了茄子、辣椒、西红柿。没多久，它们便在父亲的侍弄下，茁壮成长了。
父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片茁壮的菜苗前驻足观望。仿佛是在视察自己的部队，父亲的目光中流露出了满足和陶醉。
父亲另一大爱好就是迷恋上了足球，及一切以集体形式比赛的体育节目。父亲最喜欢的还是足球这一形式，他尤其喜欢中国与外国的比赛。父亲坐在电视机前，两眼发亮，精神亢奋，不停地吸烟，喝水。然后不停地跑进卫生间很响地小解。父亲耳朵已经有些背了，他每次看体育比赛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调得很大。背景观众嘈杂的助威声他一定要听到。双方各十一名队员，往返着在球场上奔跑。父亲有时高兴，有时懊恼。他还不停地拍腿，每场球看下来，父亲的大腿，总会红肿一块。
如果中国队赢了，他会一连高兴好几天。若是输了，父亲就会很生气。他骂那些队员无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冯政委也离休了，仍经常到父亲这里坐一坐，父亲看球时，他也会乐呵呵地陪父亲看上一会儿。老冯不像父亲，不管中国队是赢是输，他都是那个样子，看到急成那样的父亲就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父亲就说：狗屁！然后就拉着老冯的胳膊急赤白脸地说：你说咱那时怕过谁，小日本咱们也打过，国民党就不用说了，就是美国大鼻子咱也把他们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嗯，你说怕过谁？
父亲说到这就一脸忧虑地说：这帮年轻人咋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呢。韩国人算个屁呀，打他们不是小菜一碟，你说说。
老冯不说，笑一笑，就走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在那里生闷气。中国足球队很是不让父亲省心，经常弄得父亲很不痛快。父亲不痛快的时候，就走到楼外那片菜地旁，看着那些硕果累累的茄子、辣椒们，父亲的心情渐渐就开朗了。
母亲一如既往地不和父亲有什么往来，她仍然不停地读书、看报。母亲离休后，仍作为专家在医院里返聘着，每逢一、三、五上午，母亲仍到医院里去坐诊。因此，母亲很充实。她从来不对父亲那些茄子、辣椒感兴趣。
父亲经常要为那些菜施肥。父亲自然不用化肥，父亲在电视里已经知道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会让人得癌。父亲专门买了两只水桶，隔三差五的就去部队营区的公共厕所里打捞大粪，然后臭烘烘地挑回来。昔日的下级们看到父亲挑大粪，总是于心不忍的样子，要帮父亲挑，父亲坚决地拒绝。父亲把小楼周围环境搞得极其恶劣，母亲在家时总是门窗紧闭，然后在自己的房间里反复地喷洒空气清新剂。
母亲经过楼下时，总是用手捂了鼻子，快步走过，然后冷冷地扔下一句：土包子。
父亲自然是听到了。他不屑地瞅着母亲的背影说：臭知识分子，有啥呀？一身的毛病。
父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母亲流眼泪。那一阵子，母亲迷恋上了港台剧，故事里面的男欢女爱一波三折、揪着母亲的心。看到动情处，就触景生情，小姑娘似的哭。有几次，父亲在楼下都听到母亲的哭声了，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便蹑手蹑脚地上了一次楼。看见母亲正冲着电视在哭泣，父亲明白了，又原路返回。回到楼下，父亲气哼哼地说：神经病。
他们年纪大了，都离休了，但他们仍然无法忍受对方的“恶劣”行径，简直就是水火不相容，相互看一眼都觉得闹心。
又有一次，母亲经过楼下。她正准备走过去时，父亲说话了。父亲说：哎，我看咱们还是离了吧。离了就一了百了了。
母亲站住脚，认真地看了眼父亲，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父母坐在一起，认真地分析了一下这次离婚的可行性。他们一致觉得，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不在职了，就是离婚也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其二是，现在离婚的政策放宽了，不用惊动法院，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能把手续办下来。其三是，两人觉得，他们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确实也没多大意思。
又一个周末，父亲给孩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有事找他们商量。于是，三个孩子相继回来了，那时老大权已经早就牺牲在珍宝岛了。这三个孩子也都不年轻了，他们都到了中年。
那天父亲就郑重其事地说：我要跟你们的妈离婚。
孩子们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其实现在父母这个样子和离婚也没什么大的区别。
父亲见孩子们没什么反应，就又说：这房子是我和你们妈的，离婚后她住她的，我住我的。我们也都这么大岁数人了，离了之后也不会再给你们找后妈后爹了。你们看咋样？
孩子们当然没有任何异议，就是给他们找后妈后爹他们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几个孩子从小的情感就倾向母亲，觉得他们的母亲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母亲受了一辈子委屈，母亲早就该解脱了。于是，全家对这一决定一致通过。
手续很简单。由干休所分别给父母开具一张证明，择个日子去一趟街道办事处就可以了。他们的离婚理由是：感情不和。
老冯还是知道了父母又一次离婚的消息。他又一次找到了父母亲很痛心地冲父母说：你们这样不挺好吗，干吗非得离呢？
父母不再和老冯多说什么了，他们一起去了街道办事处。
父母离婚的消息还是在干休所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很快也就过去了。
父母离婚之后，他们在外人看来还是老样子，但他们觉得自己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究竟为什么轻松，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首先发生变化的是，他们双方相互看着不那么难受了。
逢星期一、三、五的早晨，母亲穿戴整齐地去医院上班，父亲在楼下看到了，便和母亲打招呼，去坐诊呢？
母亲一边捂鼻子一边点点头。
父亲就说：臭着你了，真过意不去。
母亲透口气说：没什么，你忙你的。
父亲便望着母亲的身影一点点远去。
父亲再看球赛时，见母亲坐在阳台上看书的身影，便关小了音量。
周末的时候，母亲有时主动走下楼来，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都要把父亲的床单被罩收走，拿到楼上去洗。父亲便不好意思地说：又麻烦你了。
母亲不说什么，表情明显地柔和了。
在这之前，父亲的被褥总是自己洗，好在他一年也洗不了几次。
晚上睡觉前，母亲有时也会从楼上走下来，冲父亲说：晚上就把空调关了吧，别受了凉。
父亲有时听母亲劝说，有时不听。但不管怎样，父亲一点也不对母亲的这种劝慰反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有时会端着一两个炒好的菜送给父亲说：老石，你尝尝我做的菜。
父亲也不推拒，他就尝了尝母亲的手艺。他觉得母亲的菜也不那么难吃了。
父亲也有礼尚往来的时候。他摘了一些自己种的茄子、辣椒送给母亲说：老杜，你尝尝我种的菜。保证没有化肥。
母亲也不推拒父亲的这种礼让，她很愉快地接纳了。
周末的时候，有时孩子们到干休所来看望他们，父母在孩子们面前又有说有笑了。
其中一个孩子就打趣道：你们还是离婚好。
父母听了，两人都怔一怔。
有时几周孩子们也没来，一到周末，母亲就走到楼下像自言自语地说：孩子们该来了。
父亲也说：就是，他们该来了。
然后，两个人齐心协力地向窗外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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