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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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给梁必达列举的罪行有三十余条，其中历史的问题有迫害同志，认贼作父，侵吞八路军战士伙食费二百块大洋孝敬汉奸，以抗日锄奸为名嫖娼搞腐化，等等。现实的问题有破坏“*****”，执行某某某错误路线，恶毒攻击某某某，等等。
揪斗梁必达的群众运动是由K军军部几个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挥的“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里应外合进行的。但是，这支战争经验不足的队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梁必达的情报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团尚且犹豫不决、江古碑还在D市市府广场门前反复动员的时候，梁必达已经在窦玉泉的安排下，住进了K军医院的高级病房。医院的大门和军部侦察营营区隔路相望，该营奉命以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在大门口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实际上意图显然，随时准备封锁军医院的大门。
朱预道因为到北京开会，避开了这场斗争。梁必达临走之前，分别给张普景和陈墨涵等人打了电话，要他们躲起来，避开造反派的风头。
张普景不领情，他的态度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坚决不躲。
陈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出卖了，躲到工兵团，又被“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揪了出来。造反派没有揪住梁必达，退而求其次，抓住陈墨涵和张普景往死里整，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批判大会设在D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广场四周被各种标语口号糊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和“揪出军队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坚决叫他们彻底灭亡”的字样，一派杀气腾腾。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又是“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的江古碑并没有亲自出面，或许他已经清楚这次批判的残酷性，还当真有点抹不开老战友的面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造反派对陈墨涵的要求是，反戈一击，揭露大土匪大军阀梁必达在朝鲜战场台山枧战斗中阴谋用兵，排斥非嫡系部队，借刀杀人，导致我军一个团几乎覆没的罪行。
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话没说完，屁股上就挨了一脚，接着脸上又挨了一皮带。一个扎着小辫并佩戴红卫兵臂章的姑娘振臂高喊：“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自然又遭来一顿拳打脚踢。不知道是谁暗中使了狠招，陈墨涵只觉得右肋一阵撕裂般的疼痛，肋巴骨就断了一根。
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张普景对这几条罪状也有惊愕之处，尤其是第一条。他的警卫员在过草地的时候饿死了是事实，但不是他侵吞了粮食。当时他是军团保卫局二组的组长，警卫员的身上背了两条干粮袋，左边一条的粮食给他吃，右边一条的粮食是警卫员自己吃。他一直吃左边的干粮袋，他也曾疑惑他的干粮为什么能够吃那么久，直到警卫员死了，他才发现右边干粮袋里塞的是碎纸屑——警卫员是为了保护他才献身的，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情，导致了他终生悔恨，并更加坚定了革命信仰。这件事情只有李文彬、江古碑、窦玉泉等少数人知道。当然，在凹凸山的时候，江古碑为了讨好梁必达，在写给梁必达的悔过书里有这么一笔。李文彬已经死了，那么上述几个活人当中，是谁又把他的伤口扒开暴露给造反派的呢？又是谁，就这么不顾事实真相给他安上一个“侵吞红军战士粮食”的罪名呢？
“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提出的“立功赎罪”的条件是，揭露当年梁必达在凹凸山同汉奸内外勾结，秘密捕获抗日干部，排除异己，掣肘同志的罪行。
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慎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造反派断喝一声：“这样的玩笑能随便开吗？胆大包天！”
张普景说：“这个问题我有责任，抵制不力。但你们要我说梁必达勾结汉奸，我没法说。我不知道梁必达同汉奸勾结的事，我只知道被抓的人叛变了。我不能为叛徒鸣冤叫屈。”
造反派之一说：“梁必达对心腹交代，说李文彬路过崔家集，肯定要去会女人，借这个机会把他搞掉。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中队长有一次酒后吐真言，这话被你记录在案。你把这个材料交出来，就不批判你了。”
张普景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情，也没搞过什么记录。如果确有其事，请你们把那个中队长找出来，他能作证，我给你们带路去找梁必达，证据确凿，我同意你们把梁必达枪毙一百次。”
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倒是还有，人却晕过去了。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碑打了个电话，江古碑指示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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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斗梁必达的群众运动是由K军军部几个被“革命”激情冲昏了头脑的热血青年和江古碑指挥的“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里应外合进行的。但是，这支战争经验不足的队伍低估了他们的对手。
梁必达的情报工作效率很高，在造反兵团尚且犹豫不决、江古碑还在D市市府广场门前反复动员的时候，梁必达已经在窦玉泉的安排下，住进了K军医院的高级病房。医院的大门和军部侦察营营区隔路相望，该营奉命以一个连的兵力，全副武装，在大门口进行擒拿格斗训练，实际上意图显然，随时准备封锁军医院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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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普景不领情，他的态度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上门。坚决不躲。
陈墨涵倒是想躲，但是躲的位置不佳，被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出卖了，躲到工兵团，又被“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揪了出来。造反派没有揪住梁必达，退而求其次，抓住陈墨涵和张普景往死里整，口诛笔伐，拳打脚踢。
批判大会设在D市工人文化宫的广场上，在六月火辣辣的大太阳底下，广场四周被各种标语口号糊得水泄不通，到处都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和“揪出军队一小撮”、“打倒某某某”、“某某某和某某某不投降，坚决叫他们彻底灭亡”的字样，一派杀气腾腾。D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又是“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的江古碑并没有亲自出面，或许他已经清楚这次批判的残酷性，还当真有点抹不开老战友的面子。但是，在他的授意下，“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给张普景和陈墨涵这两个年近半百的人戴上了纸糊的高帽子，穿上了棉袄，胸前还挂上了牌子。
陈墨涵的罪名主要有四条：第一是出身于剥削家庭，当过国民党军团长，加之胞兄陈克训现在仍然在台湾，有通敌嫌疑。二是陈墨涵的臭老婆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当过小偷，并且在运动中被陈墨涵秘密藏了起来。三是陈墨涵拒不同梁必达划清界限，是死硬的保皇派。四是在“反右”运动中有反党言论，说日本战争赔款不要，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攻击中央领导人某某某。
对这第四条罪名，陈墨涵感到震惊，这话他的确说过，那是在建国之后不久，对这个问题有些模糊认识，当时是跟梁必达和张普景、窦玉泉闲聊说起来的，也只有梁、张、窦三人知道，他们也有类似的言论，那么，是谁在十多年过去之后又把这话抖搂出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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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涵说：“其它罪行你们说是罪行就算是罪行，我的罪行应该由法庭判决。梁必达是不是土匪我不知道，梁必达在战争年代用兵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否认有轻重之分，但是，要我说梁必达在台山枧战斗中借刀杀人，蓄意解决二团，不是事实。事实证明，在台山枧战斗中，梁必达的指挥是高明的，而且我认为那是在梁必达所有的指挥中最高明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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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墨涵大叫：“我不是反动派，我是人民解放军的军参谋长。你们冲击军队，殴打军队干部，你们是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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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普景的罪行有五条。第一是在红军时期，侵吞警卫员的干粮，导致该红军战士活活饿死。第二是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中执行错误路线，错误地迫害了许多同志。第三是同梁必达沆瀣一气，拒不配合地方的“*****”，对部队下黑指示，要“慎重参与”，从而破坏运动。第四是敌我阵线不明，对梁必达心慈手软，不敢开展斗争。第五是一贯以革命派自居，竟然自称“张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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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普景说：“第一，所谓侵吞红军战士的粮食，不是像你们说的那样，但我不想跟你们解释。我对不起我的好同志好兄弟。第二，在凹凸山搞‘纯洁运动’，我是犯了错误，但组织上已经作了结论，我也接受处分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历史。第三，给部队下命令要‘慎重参与’，是军党委集体研究的，不是哪一个人的命令，也不是我和梁必达擅自作主的。第四，说我不敢同梁必达开展斗争，不是事实。梁必达有缺点错误，我一直坚决抵制无情批评。梁必达的正确主张，我坚决支持。第五，我没有自封‘张克思’，是同志之间开玩笑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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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说：“这件事情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就是证据。”
张普景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我承认了我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无中生有陷害同志的事，我做不出来。”
造反派见张普景刀枪不入，给脸不要脸，给台阶不下，觉得油水不大，索性请他坐了“土飞机”——四个人齐心协力，将张普景的两只胳膊从背后往上抬，再将脑袋往下压，抬一次问一次：“说，有没有那个笔录？”
张普景说：“没有。你们把我的两只胳膊卸掉，也没有，就是现在伪造，也找不到凹凸山那种黄草纸了。”
再抬再问：“有没有？”
再问再答：“没有。要命一条，要瞎话没有。”
造反派恼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再次落在张普景的身上。打了一阵，再问：“梁必达是不是反动派？”
张普景被两个人扭着胳膊，直不起腰，挣扎着抬起头说：“梁必达有缺点，也有错误，但梁必达不是反动派。梁必达是人民解放军的军长，是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我没有看见中央军委的文件说梁必达是反动派，不予承认。”无论拳脚怎样猛烈，张普景自始至终一句话：“说梁必达是反动派，我必须看到中央军委的文件，否则不予承认。”
几个回合下来，造反派不问了，张普景也不答了。起先，造反派以为他是装死狗，后来，担任“土飞机”第一驾驶员的造反小头目觉得不对劲，把手伸到张普景的鼻子底下摸了摸，气倒是还有，人却晕过去了。造反派头目当机立断，给江古碑打了个电话，江古碑指示说：“首先抢救，这个人一定要抢救过来，他知道的东西很多，只要把他攻下来，就能炸翻一大片。”造反派头目秉承江古碑的旨意，将张普景送到郊区一个医院里秘密关押起来，为了防止“劫狱”，对外干脆说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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